英国政府发华为禁令引发激烈批评:将导致英国创造力停滞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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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是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精华,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峰。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李嘉图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伦敦的一个资产阶级犹太移民家庭,在十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三。童年所受教育不多,14岁时,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16岁时便成了英国金融界的知名人物。21岁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很快便获得成功,25岁时他已拥有200万英镑财产。这时的李嘉图深感早年教育不足,因此在经济生活有了保障以后开始自学。1799年的一次乡村度假里,他偶然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经济学,从此,对政治经济学发生兴趣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当时英国突出的经济问题是“黄金价格”和“谷物法”,他热心地参与这两个问题的辩论。37岁的时候他完成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10年后他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李嘉图在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使他非常富有,1814年42岁时便退休了。1819年,李嘉图在英国议会上院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的席位。他占据这个席位直到去世。作为议员,李嘉图支持自由贸易和废除旨在保护英国国内农业的《谷物法》。李嘉图的密友詹姆斯 穆勒对其政治雄心和经济学论文写作多加鼓励。其他知名友人包括马尔萨斯,他们常在协会里辩论诸如地主的社会角色之类的问题。他也是伦敦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成员,后来成为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国王俱乐部会员。“金价论战”发生在18世纪末。英国由于对拿破仑的战争处于财政困境,政府利用大量发行银行券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引起金价上涨,银行券贬值。李嘉图在《晨报》上匿名发表了《黄金价格》引起了所谓“金价论战”的论战。论战分为“金属派”和“反金属派”两方,李嘉图是金属派的首领,他以货币数量论为依据,认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是银行券发行过多,从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出发,要求有一个稳定币值的货币制度。英国议会1815年通过了修订的限制外国粮食进口的保护贸易政策—谷物法。谷物法维持和提高国内粮价,使地租增加,给土地所有者带来利益。粮价提高使货币工资上升,又限制了利润的增长。因此,谷物法的存废成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李嘉图对谷物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与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进行了激烈论战。这场辩论持续多年,直到1846年英国政府才废除了谷物法。参加社会经济问题的辩论促进了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写作。1817年他发表了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也因此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1819年,他被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他不仅揭露旧法规的弊病,主张进行议会改革,还提出一系列经济主张,如反对谷物法,宣传自由贸易,批评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建议进行币制改革等。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坚持商品的价值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二元观点。他第一个提出了决定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他还指出了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直接投入生产的活劳动,还有投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上的劳动。李嘉图强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和研究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他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它在三个阶级(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工资由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根本缺陷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恒的自然的制度,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当作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因此,他从不注意研究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只研究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造成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李嘉图一生著述较多,其经济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经济学说的科学成分,成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51岁那一年他在自己的庄园里去世。学术思想李嘉图最著名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第一章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然后论证了价格不反映价值。直到去世前,李嘉图对价值论进行了持续的研究。这本书引入了比较优势理论。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制造业中比其他国家更加高效,它也能够通过专注于其最擅长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进行贸易交往而获取利益。李嘉图认为,工资应该自由竞争,同理也不应限制从国外进口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好处体现在分配和增加实际收入。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分配体系包括了对外贸易的影响,外贸并不直接影响利润,因为利润只随工资水平变动。它对收入的影响是良性的,因为外贸不改变商品价值。比较优势学说构成了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与亚当 斯密所见略同,李嘉图也反对国家经济中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对农业。他相信《谷物法》-向农产品征收关税-会降低国内土地的产出并且使地租升高。这样一来,大量的补贴会转移到封建地主手里,而远离工业资本。因为地主倾向于将财富浪费在奢侈品上,而不是进行投资,李嘉图相信《谷物法》会导致英国经济停滞。1846年,英国国会废除了该法。另外一个与李嘉图有关的思想是“李嘉图等式”:在某种情况下一个政府应该如何支付其开销(即税收,发行债券或财政赤字)的选择对于经济没有影响。讽刺的是,尽管这个思想被冠以其大名,他本人似乎并不相信这个理论。李嘉图发展了有关地租、工资和利润的理论www.zgxue.com防采集请勿采集本网。

近日,英国宣布将在2027年之前彻底移除其5G网络中的华为设备。该决定一经颁布,引发诸多争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8日报道称,对于英国的对华鹰派人士来说,华为禁令的出台可能是一场胜利,但事实上,想要与中国脱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项声明是由贾德鲁152 和地位相当的英国官员详细拟订,并经英国政府批准的。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中声称,自由法国正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解放这些领土,结束委任统治制度,井给予它们以要求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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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则援引其《贸易利益保护法》(ProtectionofTradingInterestsAct)要求JohnBrownEngineering公司(一家同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有生产协作关系的英国公司)拒绝执行美国的上述规定;意大利政府总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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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经济学家:英国有什么理由把自己与中国隔离开来?

民谣是百姓情感、心态的形象化表述,而百姓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对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最为关心,意见也最大,许多民谣中对腐败、权力滥用等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这些谣言,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映,正如造谣

18日,英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对《卫报》表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一直是全球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英国有什么理由把自己与中国隔离开来?”2001年,正是奥尼尔首次提出了包含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的概念(2010年拓展为“金砖五国”),特指世界新兴市场。

然而,他们的电影也引发了一些批评。一些不喜欢活宝三人组的批评他们太暴力了。在一个电视采访中,莫伊和拉里不得不为自己辩解。他们说,不应该把粗俗的招牌动作说得太严重。那不过是“卡通暴力”。活宝

CNN报道称,近20年来,为与中国建立深层次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英国政府积极地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接触。目前,中英双方在诸多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CNN称,中英双方经贸合作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2019年,中英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1045亿英镑。在英国高校留学的大量中国学生也为英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此外,中国参与了英国诸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英国南部的多个核电站项目。英国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UK‘s 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主席汤姆·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表示:“布拉德韦尔核电项目将使用中国制造的反应堆,该反应堆的日常维护需要中国。我们在技术上也依赖中国。”

基于以上事实,CNN评论道:“英国是否真正能落实这一颠覆性的华为禁令,还未可知。”

英国前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对此表示:“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与中方的经贸往来都不应有任何争议……对于英国来说,只要能达成更多的贸易、吸引越多的外资,就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路透社:替换华为设备的成本将由消费者埋单

英国对华为的禁令一旦实施,英国多家电信运营商将不得不寻找新的供应商来建设5G网络,替换现有的华为设备。日本《日经亚洲评论》18日报道称,英国官员正在与日本接触,日本电气公司(NEC)和富士通集团可能会成为英国5G网络设备新的供应商。报道同时提到,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已经占据了全球5G近80%的市场,而日本电气公司和富士通的市场占有率不到1%。

路透社16日报道称,对于英国电信行业来说,移除华为设备产生的成本将超过20亿英镑。替换华为设备产生的成本,最终可能会让消费者埋单。

△路透社:替换华为设备的成本将由消费者埋单

英国市场分析机构“CCS洞察”(CCS Insight)分析师对路透社表示:“华为的基础设施最为经济实用,如果移除华为的设备,部署网络的成本会增加,不幸的是,产生的成本最终可能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据悉,5G网络建设需要密集的天线阵列,意味着蜂窝基站的用电量会增加,而华为5G基站的耗电量比行业平均水平低20%。

英国官员:华为禁令受地缘政治影响 没有考虑英国经济的代价

今年5月,美国对华为实施了新一轮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则公开承认称,他劝说多个国家不要使用华为。英国前任影子内阁国防大臣、现任下议院情报与安全委员会成员凯文·琼斯(Kevan Jones)18日对《卫报》表示:“很显然,美国的施压动摇了英国政府,禁用华为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做出的决定,而没有考虑到英国在经济上要付出的代价。”

当地时间15日,英国“政治”(politics.co.uk)网站刊文称,针对华为的禁令将拖慢英国的发展速度,使英国在移动网络技术方面大大落后:“这一决定将导致英国的创造力停滞长达数十年。英国政府在华为问题上反反复复、出尔反尔,造成的损失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也就是说,最后,英国人将不得不使用全球成本最高、同时也是最落后的网络。”

文章最后指出:“消费者会成为输家,英国的电信行业会成为输家,英国整个国家都会成为输家。实际上,特朗普似乎是唯一真正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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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的软弱无力,是导致第四共和国迅速解体的根本原因。二战结束后,法国政界围绕着国家的政体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45年10月,法国举行了战后首次公民投票,投票结果,绝大多数公民主张放弃1875年宪法,重新制订一部新宪法。但到底制订一部怎样的宪法才合适呢?当时身为临时政府首脑的戴高乐将军,极力反对在法国实行多党制与议会制,认为这样将导致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他主张通过全体公民投票表决通过一部新宪法,建立总统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总统独揽一切大权,以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但当时的现实又使戴高乐无力实现自己的主张。在抵抗运动中崛起的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在1945年10月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获得许多选票和席位,成了议会中的三大政党。戴高乐虽为政府首脑,但在议会中没有力量。而制宪议会中的各党派不赞成戴高乐的主张,它们要求建立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成立一个多党议会制的共和国。戴高乐的主张也未能得到法国人民的支持。罹遭战争苦难和德国法西斯压制的法国人民,战后渴望自由,要求开放和自由争论,对于加强政府权力的主张存在着强烈的抵制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又“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议会主义的老路。1946年10月通过的新宪法是第四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但这部宪法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国人民虽然不赞成戴高乐的制宪主张,可是对新宪法草案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10月13日的公民投票,有900多万选民赞成新宪法草案,但投反对票的人数也相当多,接近800万人,而且弃权人数与投反对票的人数几乎相等,超过了全体选民的30%。戴高乐在批评该宪法草案时指出,法国选民的态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同年11月10日举行了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弃权者占选民的21.9%。从这两次公民投票的情况可以看出,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未能得到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和拥护。1946年的宪法规定,法国的政治体制为多党议会制。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任期6年,由各省市间接选出。议会实权在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是一个常设机构,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干涉国民议会的会议。国民议会有立法、批准条约、通过预算、授权总理组阁、推翻内阁以及与参议院共同选举总统等权限。总统提名总理人选,但须经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总统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但其职权极为有限。正如戴高乐所说,总统“仅仅限于担任顾问和代表国家。宪法还规定,政府必须严格对议会多数派负责。对于解散议会,宪法作了种种限制,诸如在一届议会任期开始后的18个月内不得解散议会,解散议会须由部长会议执行,议会解散后政府也必须进行部分改组并由国民议会议长担任临时政府总理等等。因此,第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中心既不在政府总理,也不在国家元首总统,而是在国民议会。第四共和国成了一个典型的议会制国家,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政体。既然国家权力中心在国民议会,那么国民议会的情况怎样呢?国民议会由各种代表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组成。法国党派众多,也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第四共和国时期主要有6个实力几乎相等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即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党、以广大天主教徒为主要社会支柱的人民共和党(基督教民主党)、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法国共产党、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激进社会党(简称激进党)、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以及传统的保守派。此外,还有一些小政党,如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布热德派、自由共和党和独立派等。与英美等国不同,法国各政党历史比较短,加之内部的分裂以及所代表利益的狭窄性等,因而它们“在整个社会中并没有生过根,也得不到支持”。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不少选举代表的弃权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没有哪一个政党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各党派对政府提出的政策各执己见,很难取得一致的看法,议会往往因无休止的争论而处于瘫痪状态。国民议会的多党存在,决定了内阁通常由若干不同的党派混合组成。由于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互相倾轧,内阁随时有可能被一次简单的投票所推翻,“而这些投票往往只能表达那些迫不及待想当部长的人们的欲望”。1946年戴高乐下野后,法国制宪会议中的三大政党共产党、社会党与人民共和党签署了三党共同组阁协议,开始了三党联合执政时期。不久,三党联合走向破裂,共产党被逐出政府。之后,开始了“第三种力量”执政时期。第三种力量即中间派力量,包括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等,它们既反对左翼的共产党,又反对右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主张在两者之间建立中间派势力的联盟。但中间派的构成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它是“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很不稳定的联合”。1950年2月社会党退出政府,加入反对派行列。人民共和党在1951年选举中遭惨败,“第三种力量”分崩离析。这样,势均力敌的各个党派之间的相互争斗使国家的权力中心国民议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同时,各党派之间不断的分化与联合,致使政府内阁频繁地更换。政府因受到议会的严格制约,很难放开手脚,制订一整套国家的长远规划,并使这些规划付诸实施。因此,那些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如学校、住宅、交通以及社会福利等,被政府积压下来,推迟解决。对于那些有关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政府因害怕处理不善而导致议会的攻击,往往采取驼鸟式的规避政策。盖伊政府曾公开提倡“无所作为”的处事方针,企图绕过困难,而不是正视矛盾,解决问题。议会多党制严重限制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对此,仅作了40天总理的埃德加·富尔深有怨言。他指出:“对政府首脑来说,议会制实在是无法忍受的,…他所执行的政策很少是他自己的政策。也就是说,他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是他在想得到的和怕砸碎一切之间寻求的折中方案。政府的行政能力受到限制,成堆的社会、经济、政治与外交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政府于是成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反对党攻击的靶子。内阁的更迭只是缓和不满情绪的权宜之计,无助于国内政治危机的根本解决。当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弊端之后,法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要求政治改革,1946年宪法于是成了众矢之的,修改宪法的提案在议会中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来了。1954年12月和1958年3月两次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总统的职权。但原宪法的基本内容仍被保留下来,议会多党制的实质没有改变。1946年1月戴高乐辞职前曾批评国会议员:“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职责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第四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了戴高乐的这一预见。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和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是造成第四共和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二战期间,法国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经济损失达1万4千多亿法郎,相当于战前法国3年的全部生产总值。1945年初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及1938年的一半。经济的衰竭造成法郎贬值,物价飞涨,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战后戴高乐临时政府未来得及摆脱经济的困境,给第四共和国留下了一道经济难题。对第四共和国来说,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理应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然而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几乎均把对外政策放在首要位置,轻视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然,在第四共和国初期,政府通过制订经济发展规划、企业的“国有化”、并借助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等,使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增长。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存在,经济危机不断困扰着法国。1952至1953年的经济危机使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5.8%,危机高潮的失业人数达21.7万人。1958年3月开始的一次经济危机又使工业生产下降了5%。除了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外,第四共和国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财政危机。政府因满足工人和政府雇员增加工资的要求,以及重建军队和进行耗资巨大的殖民战争,造成国家财政支出的空前增长。而国民经济总收入远远赶不上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国家的财政赤字迅速增加。1947年的预算支出为90亿法郎,财政赤字为22亿法郎;1957年的预算支出为554亿法郎,财政赤字增加到102亿法郎。为了弥补预算收支的不平衡,政府不得不通过马歇尔计划的贷款并向美国大量借款,动用国家的黄金储备,并大量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同时大力增加税收。这些措施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法郎不断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濒临财政破产和经济崩溃的边缘。1948年1月,法郎对美元的官方比价从1美元兑119.1法郎变为214法郎,法郎贬值44.4%。50年代以后由于巨额财政赤字,国际收支的大量逆差和国家储备的枯竭,法郎再次大量贬值。1958年6月宣布法郎对美元的法定汇率为1美元换420法郎,贬值16.7%,同年12月再次贬值14.9%。法郎的贬值引起了物价的飞涨。据估计,50年代法国消费物价年平均增长率达5.9%。由于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加上名目繁多的税收,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于是,抗议政府经济政策并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工人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此起彼伏。1947年4月5月,雷诺汽车公司工人举行了抗议政府经济政策的大罢工;1948年秋发生了煤矿工人的大罢工;1950年,70多万五金工人坚持罢工一个多月;1953年8月,因抗议政府的退休政策,400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使全国陷入瘫痪状态。与工人罢工运动同时,农民反政府的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中小农户变成了富足社会的抗议者”。1953年10月,法国40多个省的农民拒绝向政府提供农副产品,以抗议工农业产品之间日益扩大的价格剪刀差。除工人和农民的反抗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不堪政府沉重的税收和垄断资本的压榨,对第四共和国也感到不满。始于1953年的以反映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为主的普扎特运动曾震动整个法国社会。经济与财政危机不但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且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明朗化,进而引起了政治危机。第四共和国几乎历届政府的垮台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它的经济政策及..内容来自www.zgxue.com请勿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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