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首飞成功。顾诵芬松了一口气，前一晚，他做了很多噩梦，担心飞机会摔下来。顾诵芬没办法不担心。“歼-8”的研发经历了太多的艰难。
研发中国自己的新型歼击机——顾诵芬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想法，是在1963年7月的一次技术报告会上。此前，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已经对米格-21进行了近3年“技术摸透”。顾诵芬认为，摸透只是初步阶段，我国最终还是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为此，他在会上提交了一份设计报告。
1年后，经过进一步准备，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提出，“现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去了”。1965年1月，黄志千被任命为歼-8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师之一。
不幸的是，4个月后，黄志千在赴西欧考察途中遭遇空难。新机研制工作由叶正大领导，以王南寿为负责人的总设计师办公室，成员包括蒋成英、顾诵芬等。接下来的几年里，顾诵芬主持解决了歼-8纵向稳定性、横侧向稳定性等技术问题，为其首飞成功作出了贡献。
但对顾诵芬等人来说，首飞成功只是一个开端。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飞机在向大速度飞时出现了抖振问题。飞行员对顾诵芬说，就像坐在一辆破公交车行驶在并不平坦的马路上，颠得太厉害。
为了找出问题所在，顾诵芬带领团队想了各种办法，从机尾罩的设计到内外流的协调，再到方向舵上安装阻尼器，一步一步去排振，逐渐提高飞机的速度。然而，直到1978年，飞机的抖振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顾诵芬判断飞机尾部存在着气流分离现象，却苦于没有好的录像机和照相机，而无法证实这一判断。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土办法”，在机尾罩周围贴上毛线，人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观察，哪些地方的毛线是震动的，这样就可以看出哪里存在气流分离问题，而顾诵芬本人就是那个观察者。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更何况顾诵芬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但他还是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连续3次上天观察，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
试飞当天，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门了。家里人以为他只是日常上班，没想到他会瞒着他们登上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由于姐夫黄志千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但从提出办法那时起，顾诵芬就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心里想着的是国家，并不是想着自己怎么样。”顾诵芬说。
1979年年底，歼-8终于正式定型了。歼-8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完全国产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第二年，顾诵芬成为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承担歼-8Ⅱ的研发工作。歼-8Ⅱ被评价为“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而整个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
1986年，顾诵芬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调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的未来发展，以及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
从大飞机专项到第四代战机技术的革新，再到最新前沿技术探索，顾诵芬一直关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希望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有顾总在场，我们就踏实了。”不少年轻飞机设计师这么说。
20__年，顾诵芬被确诊患有直肠癌。虽然后来接受了手术，但他至今仍处在癌症的康复期。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按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从家到办公室，距离约500米。这段路程，常人走起来用不了10分钟，顾诵芬却需要花上至少3倍时间才能走到。但他从未想过要停下来。“了解航空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顾诵芬认真地说，“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顾诵芬不小心摔了一跤，当被问到康复后最想要做什么时，他缓缓说道：“还是搞飞机设计。”
“还是搞飞机设计”，说这句话时，这位已过鲐背之年的老人，眼中隐隐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