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家乡的一路上,从普通返乡民工的笑容中,都可以隐约地感受到中国经济当前发展的大好形势。XX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9.5%的健康快速增长。青藏铁路的初步完工,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一系列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
在国家出台相关粮食直补政策后,XX年底,全国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就在我回家没多久,便传来喜讯:湖北省将从XX年起,免征全省农业税。得知这一消息后,家乡父老乡亲的种粮积极性更是得到了空前高涨。
但是,必须注意到,仅仅靠政府政策的激励,并不能使农村经济得到长期的快速发展。长远发展并不单靠政策的激励,并不能使农村经济得到长久的快速发展。从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的中国农业制度的创新,是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动机,对农民的一种激励。虽然最初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快发展,并取得了以农补工的成效。但是从1999年到XX年,粮食产量直线下降,便能说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并不单靠政府的激励。除了靠激励的政策,我认为要真正地解决“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真正重视起来,制定科学的发展目标,依靠科学,解放生产力,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村机械化与现代化。加入wto后朱熔基总理曾说过这麽一句话:“加入wto,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国农业如何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劳动生产率能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水平,作为工业发展基础的农业,更应该受到重视。随着工业化发展,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工业支援农业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逐步减少工业吸纳农业资本的规模,同时要相应地增加工业对农业的投入,大力支持城乡工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农业投入得到提高,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才能得到发展。
科学种田,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除了技术、资本投入以外,还得有素质相对较高的农业人口。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便出来了: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在农村,有一句俗话:两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七个月休闲。这又从一侧面表明,农村人口素质低,从而导致了隐蔽性失业问题,也与内地沿海城市出现的民工荒形成鲜明对比。即使现在大量农业人口实现了地区转移,但这只是由于生计或当地劳动力供给过多,而不是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劳力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导致劳动力素质不便较低的原因。以我观察,在农村,女孩子的九年义务普及率较底。男孩子上高中、大学的也极少。在这背后是他们父母亲逐利心切,只顾眼前利益,从而导致了低素质民工的地区间转移。
不过,可喜的是中央政府已意识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正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以工补农,以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对农村人口的职业技术培训;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及到基层执教;清欠各行业领域农民工工资,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从而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从而达到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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