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经》民歌与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比较《诗经》民歌与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作者：曾 艳

来源：《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2010年第10期

【摘 要】作为中国早期民歌的代表,《诗经》和汉乐府在艺术特色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如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比兴手法的运用、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等等。但是它们之所以被后人记住更在于它们的相异之处:《诗经》是我国抒情性民歌的代表,汉乐府的叙事性是它的最高成就;四言和五言分别是它们各自对中国民歌语言的贡献;浪漫主义手法在汉乐府民歌中的添加,丰富了民歌的表现手法。

【关键词】民歌 《诗经》 汉乐府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抒情性 叙事性

一、《诗经》民歌与汉乐府民歌在艺术方面的一脉相承之处

1.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民歌艺术特色的最大的继承

我们都知道《诗经》民歌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尤其是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大。是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只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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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民歌都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民歌到近代的民歌创作,几乎所有作家、诗人都以其为出发点。汉乐府民歌直接继承由《诗经》“国风”开创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无论是从体裁上、内容描写上,还是现实主义特色的运用上,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引领着后世诗人走向更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因此,它的许多诗篇都起到示范的作用。

汉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体裁都很相似,体现了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民歌内容上的继承。《诗经》民歌中有许多描写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作品。人类自从有了阶级之分便产生了剥削和压迫,于是从《诗经·国风》的《魏风·伐檀》中我们看到了一群伐木奴隶悲惨的生活画面,《豳风·七月》里劳动人民无冬无夏地劳作,仍过着衣食不得温饱、房屋不得抵御风寒的苦难生活。到了汉代,封建统治正式确立并加以巩固,封建君主不仅从肉体上还从精神上双重地压迫着劳动人民。对此,汉乐府民歌都有反应,而且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更加彻底,描写的事情也更加具体。《病妇行》描述了在残酷的剥削下妻子死亡、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燕歌行》表现了“流宕在他乡”的破产农民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而《平陵东》则揭露了官府的暗无天日、官吏的贪暴枉法,他们敲骨吸髓地剥削还不够,竟然绑架勒索,逼得善良的百姓只好卖牛赎人。

除此之外,无论是汉乐府民歌还是《诗经》民歌,都有许多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的作品。“国风”中《邶风·式微》、《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都反映了劳动人民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下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乐府民歌《十五从军行》、《古歌》、《悲歌》、《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篇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人民对战争和徭役的怨愤。

《诗经·国风》里有很多歌颂爱情的恋歌作品,汉代虽然封建礼教压迫加重,但也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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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热情、大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情歌作品,代表作品有《有所思》和《上邪》等。由于劳动人民经济地位、劳动生活的决定,这时的恋歌大都是积极、乐观的基调,这样的作品有《郑风·溱淤》、《郑风·狡童》、《郑风·褰裳》、《邶风·静女》、《卫风·木瓜》等。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妇女特殊的社会地位,不合理的婚姻带给她们更深的痛苦,于是无论是在《诗经》民歌中还是在汉乐府民歌中都有很多以弃妇为描写对象的作品。

2.比兴手法的使用

“比兴”手法,起源于《诗经》,其基本的含义据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换句话说,“比”就是譬喻,其中“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比兴》),使形象更加鲜明。如《魏风·硕鼠》用大老鼠来比喻贪得无厌的奴隶主。《邶风·新台》用癞蛤蟆比喻荒淫无耻的卫宣公。《魏风·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比喻夫妇爱情的变化,都很生动形象。“兴”的基本含义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以引出所要歌咏的对象。这种起兴,往往起到联想、象征、暗示、烘托的作用,有引人入胜之妙。如《秦风·黄鸟》首章:“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开头首句即是起兴,与下文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它的作用只是为了引起下文,给人以联想,使诗歌曲折委婉。但有的起兴和下文有联系,大抵同样起着比喻的作用。如《周南·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田,宜其室家。”开头的两句起兴,以鲜艳盛开的桃花来比喻行将出嫁的女子光彩焕发的姿容。

汉乐府民歌继续沿用《诗经·国风》传统的“比兴”表现手法。汉乐府民歌“比”的使用一方面除了直接用比喻外,还出现了寓言性的民歌,这是它比《诗经》民歌进步的一个方面。《乌生》与《枯鱼过河》是这方面的代表,诗作用乌鸦和枯鱼的遭遇比喻人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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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处境。《乌生》借中弹身死的乌鸦的自宽自解,指出即使是山中的白鹭、天上的黄鹂、深渊的鲤鱼也都难逃一死,更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人民的命运,一定也是一样的悲惨。“兴”的运用也与过去一样,如《白头吟》的开头“起兴”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用雪和月比喻自己光明、纯洁的爱情信仰,这与男方卑鄙龌龊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还有《孔雀东南飞》开头“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的起兴,为全文奠定了哀伤的基调,喻示着焦刘爱情的悲剧。

二、《诗经》民歌与汉乐府民歌在艺术特色上的相异处

1.《诗经》民歌好似民间的风情画,而汉乐府民歌宛如人间的冷暖图

《诗经》民歌是周代民间的一幅幅风情画,它大都是直接抒发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抒情性民歌。在讽刺统治者残酷剥削的《伐檀》中,人民大胆地提出正义的责问:为什么整天都在劳动的人民无衣无食,而那些“不稼不樯”、“不狩不猎”的人,反而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它们往往以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事情,感受生活,表达爱憎。不仅如此,作者们抒发感情的方式也是坦率的,如表达相思,就直接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爱情受到阻碍,则大呼“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柏舟》);而且,就连一些叙事性的作品也同样有抒情的穿插,如《七月》本是叙述农民一年四季辛勤的繁重的劳作,其中便不时穿插了“无衣无褐,无以卒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样抒情化的诗句。何休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是对《诗经》民歌抒情性的最好的评价。

汉乐府民歌被我们称为人间的冷暖图,是因为它的叙事性。我们知道,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在于它的叙事性,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在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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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民歌的叙事诗中,许多非常生动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它们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是复杂的生活矛盾的集中表现。通过这些典型的细节,深刻地揭示了作品所反映的主要矛盾及其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因此,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和高度的典型概括相统一,是汉乐府民歌叙事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如《孤儿行》这首诗,描写兄嫂虐待孤弟,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主奴的关系。通篇只讲了三件事,即兄嫂命令孤弟为他们经商、汲水和收瓜。特别是“瓜车反覆”这一个情节,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构成了一个矛盾发展异常集中、紧凑的戏剧性场面。这个情节是写孤儿为兄嫂收瓜,回家途中,瓜车翻了,这时抢瓜吃的人多,帮助扶车的人少,孤儿手足无措,心中十分愁急,他哀告吃瓜的众人说:“愿还我蒂,兄与嫂严!”但又恐惧地在想,即使有了瓜蒂,兄嫂还是不会与他干休的。正如清人李因笃所说:“曰‘愿还我蒂’,将以蒂自明也。又云当兴较计’,则出瓜蒂亦不足塞责。数句之中,多少曲折。”(《汉诗音注》)忽然,里中又传来了一片吵闹的声响,原来兄嫂已经知道了翻车的事而在大发雷霆了。描述这一段情节,仅仅用了三十字左右,却首先说明孤儿因车重力弱而翻了车,正是兄嫂对他的残酷奴役;其次抢瓜人多、扶车人少是旧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活生生的表现,更加突出了孤儿处境的困难;再次是孤儿紧张复杂的内心活动,他预料到兄嫂决不会善罢甘休;最后兄嫂的大吵大闹又把以上一切矛盾集中到主奴之间的主要矛盾上来。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瓜车反覆”这个结点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以这是一个对于现实生活高度集中概括的典型的情节。汉乐府民歌中这些典型细节的刻画,对于《诗经》民歌中的叙事成分来说是一种显著的发展,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加强了叙事的曲折和波澜,更重要的是使整个故事情节在矛盾斗争中深入展开,因而高度概括地反映出社会现实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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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在汉乐府民歌中的添加

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主义的幻想。所以在那个时代,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歌几乎是没有的。

汉乐府民歌虽然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述,但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已经在一些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具有了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是汉乐府民歌叙事性的另一个艺术表现所在。如作品《陌上桑》中,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诗中主人公秦罗敷,虽然是来自民间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全文分为三节,作者以别开生面的烘托手法让她从旁观者眼神和神态的惊叹中出场:“……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看罗敷。”第二节写使君的无耻要挟和罗敷的断然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第三节写罗敷夸说自己夫婿的事功才貌,则又是一种机智的反击:“……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结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这段夸说使得罗敷越说越高兴,结尾众人的共赞更加使得“剧情”充满喜剧性和胜利快感。作品并没有描述反面人物在凛然难犯的女主人公面前表现出怎样的窘态和丑态,可是读者眼前却自然而然地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使君垂头丧气灰溜溜地走了。读者用自己的想象补满了作品所留下的余地,这都是作者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引导读者思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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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诗经》民歌到汉乐府民歌,民歌人物形象逐渐完整了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辉煌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颇富艺术生命的人物形象也是其重要体现。《诗经》以前,虽然中国早有诗歌存在,但是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那时的抒情叙事都非常简单,还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传说涂山氏子“候人兮猗”的民歌到《易经》“乘马斑如,泣血涟如”之类的爻辞中,还没有具有性格的人物。可是,翻开《诗经》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那里有农奴,也有封建主;有贵族士大夫,也有君子;有文人,也有武士;有负心的男子,也有痴情的女人;有行役游子,也有闺中思妇。

在描写人物形象时,它通过事件的简要叙述和典型场景描述能以精练的语言把握人物形象特征,因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形象。如《小雅·宾之初筵》这首民歌中,诗人通过一场宴会前前后后的描写来塑造那些所谓的“君子”形象:他们在宴会初始时“温温其恭”、“威仪反反”,一副道貌岸然的君子相,可是一喝醉了酒就丑态百出,“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侧弁之俄,屡舞傞傞”。《诗经》民歌虽然以抒情为主,但是也很注重人物的外貌描写。如《卫风·硕人》庄姜的容貌,由静态的面容到动态的顾盼,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句向来被人们所称道,公认为是描写形象的传神之笔。《诗经》中采用心理描写的方法、朴实无华的抒情、重叠的章节,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形象。

汉乐府民歌最高的艺术成就在于它的叙事性,它注重写故事、写情节、写场面的特点也成了它与《诗经》民歌和其他民歌的不同之处,因此这也决定了它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比以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完整。再以《陌上桑》为例,它成功地塑造了罗敷这一采桑女子形象:第一段,作者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光彩照人的美丽姑娘的形象,使人能产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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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想象她也将是心灵纯美的品德高尚的人;在第二节里,她面对使君这个权势赫赫的无耻之徒的要求,毫不畏缩,断然拒绝,并且严词斥责,辛辣嘲讽;第三节里,罗敷从官位、权势、富贵、气度诸方面极力夸耀自己的丈夫,这是罗敷面对那个欲以权势来掠取自己做玩物的使君所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她采用这种斗争策略,从气势上有力地压倒了对方,并巧妙地保护了自己。诗作以这样戏剧的情节生动全面地塑造出了罗敷这一女主人公形象,并且运用了正面、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来刻画人物,不仅塑造了鲜明、突出、动人的罗敷,而且与下文的使君形成对比。写罗敷的美丽采用的主要是侧面描写,有美好的景物的渲染,有精美的器物的陪衬,有美丽服饰的描绘,有路人的仰慕等。民歌侧面的描写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运用夸张、排比的手法,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青年劳动妇女形象鲜明地树立在读者面前。

从《诗经》民歌单纯描写人物,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抒写主人公的感情,到汉乐府民歌开始从第三者角度描写人物,它的描写角度比过去的民歌多了,运用的手法也较《诗经》民歌丰富,因此人物形象塑造也更加完整、充实。

★作者单位: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