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而揭开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上新的篇章。

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则是赵树理。

五十年代中叶以后，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地位提高，五年计划开始，百花方针确立。于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从《三月雪》（萧平）淡淡的哀伤开始，随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的问世。这篇令文坛、也令国人刮目相看的小说，直到今天。这是一次 “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面对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学尝试，而且立刻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因此给作家们一个启示，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应当这样写。嗣后，一大批被称之日“毒草”的小说，便是这样地产生出来。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从此，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一篇作品，而且由此论定作者的思想感情好或者坏，阶级立场对还是错，成为一种文学评断的惯例。对作品的批评，最终必发展到对作家的批判。由于政治运动持续不断，诸如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五七年的“毒草”，批判《早春二月》，批判《海瑞罢官》，多是从文艺界点燃导火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奇特现象。首当其冲，便是许多有才华作家的创作生命被扼杀，有的终身喑哑，有的还要赔上性命，

直到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发表祝词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再允许对文艺横加干涉，这种动辄获咎的日子才算基本结束。

荷花淀派的河北作家群，山药蛋派的山西作家群，在五六十年代里，也曾是文学视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发自恋乡之情的这些清新淡雅的笔墨，难免温馨有余而深刻不足，每当触及真实便浅尝辄止，不能不说是遗憾。嗣后，余风所及，每况愈下，从粉饰生活，演变到“文革”期间的“高大全”式样板小说。至此，那类闭着眼睛的真实，加之虚火上升的激情，恐怕离鲁迅先生所指斥的欺与瞒的文艺也不

远了。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使得作家们来不及招架，真有提笔不知何处落墨之感。仅以农村为例，一会儿深耕密植，一会儿公共食堂，一会儿粮食多得吃不完，一会儿又赶上三年灾荒，害得《李双双》（李准）在改编电影时，为跟上形势，不得不更换其中的故事情节。作家不仅把握不住自己手中的笔，连个人如何去适应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激进得过头的社会，都无从谈起。很负盛名的大家巨匠也写应景文章，不能不令人对那狂热年代里造成的才华浪费、时光虚掷的现象，感到悲哀。

到了十年“文革”期间，文学之树进入了冬眠期，绝大部分作家无一幸免地被批挨斗，关进牛棚，短篇小说虽然能在《朝霞》一类杂志上看到，但受到样板戏和高大全式小说的影响，一副造反面孔，满嘴“文革”腔调，除令人憎恶外，别无可取之处。甚至当年那些作者，如今对自己所写过的“文革”作品，也讳莫如深，努力忘却。

十年后期，《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与作者稍后一点的《乔厂长上任记》所塑造出的硬汉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比揭开新时期文学帷幕的《班主任》（刘心武1977-10人民文学）早了一年，于是领一时风气之先的荣耀，便不是机电局长霍大道，而是谢惠敏等女中学生了。《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标志着文学这棵大树从沉睡中一觉醒来。新时期文学开头几年，造成“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一时“洛阳纸贵”者，悉皆短篇小说，这是很令人振奋的。自然不能不提到《伤痕》（卢新华1978-8文汇报）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短篇小说，它的题名竟用来标志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可见中国读者对于作品与时代关系，看得是多么密切相连。但是，若不看到“乍暖还寒时刻”，我们这些人所写的东西，还存在着相当粗糙疏率的毛病，还留有思想禁锢太久的痕迹，错误地以为全是自己作品的成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最先出现的创作潮流。\"文革\"结束之后，首先面对的是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人民

和国家的沉重伤痛，这是\"伤痕文学\"产生的直接的社会原因。\"伤痕文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四人帮\"罪行的揭露和提出令人警醒的社会问题的作品，如《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等；有对美好情操的赞颂和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的作品，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灵与肉》(张贤亮)等；有歌颂面对恶势力进行吓屈不挠的斗争的，如《将军吟》(莫应丰)、叫、镇上的将军》(陈世旭)等。

\"反思文学\"的出现略晚于\"伤痕文学，但很快就取代了伤痕文学，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社会内容上比之\"伤痕文学\"扩展和深化了，它把反映的社会内容向前推移至50年代以来，对我国三十余年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进行反顾思考，这些作品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道路的曲折过程联系起来，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蝴蝶》(王蒙)、《人到中年》(谌容)、《李顺大造屋》(高晓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芙容镇》(古华)、《绿化树》(张贤亮)等等。

\"改革文学\"即以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题材的作品，这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粉碎\"四人帮\"不久，这股文学潮流就已兴起，它是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时出现的，这是因为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端和不能忍受的落后状况，已使人们在反思的同时，迫切要求实行改革。最先出现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蒋子龙的系列改革题材小说如《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都切进政治经济问题，反映出改革的迫切性。《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新星》(柯云路)等作品的涌现，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性成果。

知青代作家群，在这个丰产的年代里，起到顶梁柱的作用。 经过“文革”的青年一代，后来握笔成为有生活，有才华，少拘束，创作力旺盛的知青作家，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些作家普遍地表现出学养不足，加之忙于写作，而补充不够，因而一鼓作气，再鼓而竭，难以持续，黯然失色，很快成为明日黄花者，也就不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