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单元 避免两词 铭记两词
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比顿悟更令人激动和兴奋的，它可以改变一个人——不仅仅是改变，而且变得更好。当然，这种顿悟是很罕见的，但仍然可以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它有时来自一本书，一个说教或一行诗歌，有时也来自一个朋友。
在曼哈顿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下午，我坐在一个法国小餐馆，倍感失落和压抑。因为几次误算，在我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就这样落空了。就因为这样，甚至连期望看到一个老朋友（我常常私下亲切的想到的一个老人）的情形都不像以前那样令我兴奋。我坐在桌边，皱起眉头看着色彩多样的桌布，清醒的嚼着苦涩的食物。
他穿过街道，裹着旧棉袄，一顶帽子从光头打下来，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有名的精神病医生，倒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侏儒。他的办公室在附近到处都有，我知道他刚刚离开他最后一个病人。他接近80岁，但仍然扛着一个装着满满文件的公文包，工作起来仍然像一个大公司的主管，无论何时有空，他都仍然 爱去高尔夫球场。
当他走过来坐我旁边时，服务员早已把他总是要喝的啤酒端了过来，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他了，但他似乎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寒暄，他就问我“怎么了，年轻人？”
我已经不再对他的样子感到奇怪，所以我详细地把烦恼告诉他。带着一丝忧伤的自豪。我尽量说出实情，除了我自己，我并没有因为失望而责备任何人。我分析了整件事情，但所有负面评价以及错误仍然继续。我讲了约有十五分钟，这期间老人只是默默的喝着啤酒。
我讲完后，他取下眼镜说：“到我的 办公室去。”
“到你的办公室？你忘了带什么了吗？”
他和蔼的说“不是，我想看看你对某些事情的反应，仅此而已。”
外面开始下起小雨，但他的办公室很温暖，舒服，亲切：放满书的书架靠着墙壁，长皮沙发，弗洛伊德的亲笔签名照，还有墙边放着的录音笔。他的秘书回家了，只有我们在那里。
老人从纸盒里拿出一盘磁带放进录音笔，然后说：“这里有到我这来求助的三个人的简单录音，当然，这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三个人。我想让你听听，看你是否能找出双字词的短语，这里是在三个案例中共有的。”他笑道：“不要这么困扰，我有我的目的。”
对我来说，录音中三个主人共有的东西不是什么快乐的东西。首先讲话的是一个男人，他在生意中经历了一些损失或失败，他指责自己没有辛勤工作，也没有远见。接下来说话的是一个女人，她还没有结婚，因为对她寡妇母亲的强烈的责任意思，她伤心的回忆了所有擦肩而过的婚姻机遇。第三个说话的是一位母亲，她十多岁的儿子在警察局有麻烦，她总是不停地责备自己。
老人关掉收音机，侧身坐到椅子上：“在这些录音中，有一个短语像病毒一样的出现了六次。你注意到了吗？没有？噢，这可能是因为几分钟前你在餐馆说过了三次。”他拿起磁带盒扔给我。“正好在标签上有那两个伤心的词语。”
我向下一看，那里有两个清晰的红色的印字：如果。
“你受惊了吗？”老人说：“你能想象我坐在这把椅子上以这两个词开头的话有多少次
了吗？他们总是对我说：如果换一种方法做——或根本不去做。（如果我没发脾气、没有做那虚伪的事、没有说那愚蠢的谎言。如果我聪明点，或更无私点，或更自控点。）直到我打断说话他们才会停止。有时我让他们听你刚说过的录音。我对他们说（如果你停止说如果，我们就已取得进展了。）”
老人伸出双脚，说：“问题是，‘如果’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它使那人面对错误——后退而非前进，那样只是在浪费时间。最后，要是你让它成为一个习惯，它就会变成真的障碍，变成你不再去做尝试的借口了。”
“现在回到你的情况：你的计划没成功，为什么？因为你犯了某种错误。唔，这个没关系，毕竟错误谁都会犯，我们也从中学到东西。但是，当你告诉我那些东西时却悔恨这个，后悔那个的时候，你还没有从错误中学到什么。”
“你怎么知道呢？”我用一种辩驳的语气问道。
“因为你还没有从过去中走出来。你根本没提及到未来。在某种程度上——老实说，——现在你仍沉溺于过去。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的想法——我们会犯一些常犯的的错误却又认为理所当然。毕竟当你提到受过的灾难和挫折时，你仍然是主角和焦点。”
我悲伤地摇了摇头，说：“嗯，那还有什么能补救的吗？”
“有，转移焦点，”老人马上答道，“更换关键字，用一个赋予动力，而不是拖后腿的词来替换它。”
“那你能推荐这样的词给我吗？”
“当然可以，去掉‘如果’，换上‘下次’。”
“下次？”
“对，我已经在这房间里见识过它产生的奇迹。只要一个病人不断对我说‘如果’，他就麻烦了。但是假如他注视着我说‘下次’的话，我知道他就快度过难关了。这意味着他已经运用从经历中吸取的教训，不论曾经多残酷或痛苦；也意味着他开始推开悔恨的阻碍继续前进，采取行动重新生活。你尝试看看你也会明白的。”
我的老朋友停止了话题。我能听到外面雨点正溅落在窗户玻璃上。我尝试着从大脑中挤出另一个词来替代它。当然，这只是想象，但我感觉到新词毫无疑问地嵌入了我的脑海…
老人略显僵硬地站起来，说：“噢，下课了！我真的很高兴能与你见面，年轻人，一直都是！你能帮我拦辆出租车吗？我也该回家了。”
我们从大楼出来，走进雨夜里，我发现了一辆空车，开始另一个路人却比我快更快。
“哎呀，如果我们早下来十秒钟的话，我们就拦到那辆车了！”，老人狡猾地说。
得到暗示的我笑着说：“下次我一定跑快一点。”
“这就对了，就是这样！”老人说着，顺手把那引人发笑的帽子拉下来围着他的耳朵。
有一辆车缓缓驶来，我为老人打开车门。他笑着，挥手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一
个月之后，他因为心脏病突发而辞世了，可以说是很安详地死去。
那个曼哈顿雨天已过去一年多了。然而，时至今日，每当我脑海浮现‘如果’这个词时，我马上以‘下次’取而代之。然后，我等待着那几乎感受到的“ 嘀嗒”声的响起。当听到它时，我又想起那位慈祥的老人。
尽管只是永恒中的一个小小片段，但这就是他所想要的。
第二单元 推迟的艺术
今天能做的事情决不要推到明天。”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在1794年劝告儿子时说道，但是这位文雅的伯爵却从没有抽出时间来完成与孩子母亲的婚礼，也没有戒除让约翰逊博士此类名人在接待室久候的坏习惯，这足以证明，即使是有心人，也绝非毫无拖延，罗马的一位大将军昆塔斯 费边 马克西姆斯为了赢得尽可能多的喘息机会，推迟战斗时间，被冠以“拖延者”。摩西为了使自己向法老传递耶和华法令过程中的犹豫合理化，颓唐语言有缺陷，当然，哈姆雷特把延迟上升为一种艺术形式。
世界上的人基本上可以分成均匀的两半：拖延者和马上行动者。有些人二月份就准备好了个人所得税，预先偿还抵押借款，在常人难以忍受的6点半钟准时吃饭，而另外一些人则乐于在9点或10点钟时吃些剩菜剩饭，错放帐单和文件以期延长缴税的期限。他们非要等到警告声变成恐吓声才肯去支付信用卡的帐单。就象浮士德所遭遇的那样，他们推迟去理发店，看牙医或医生。
尽管延误会带来诸多不便，但延迟经常可以激发和唤醒具有创新意识的灵魂。写下许多成功小说和剧本的作家琼克尔说到，她要把厨房每个汤罐头和酱瓶子上的标签看上一遍
后，才能安心坐在打字机旁。许多作家都关注着他们任务之外的大小琐事，譬如关注在缅因州法国人海湾和巴尔海港进行的海岸和土地测量，其中的地名，如古今斯暗礁、不伦特池塘、海鸥小山、伯恩特豪猪、朗豪猪、希波豪猪以及鲍尔德豪猪岛，都激起了他们的想象。
从“拖延者”年代到当今世纪，推迟的艺术实际上被军事（“赶快和等一下”）、外交和法律垄断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英国殖民地总督可以手中拿着杯酒，安逸的思考民族叛乱的形势，他应该庆幸没有电传和打印机在一旁喋喋不休地传递着命令，一会儿是增加机关枪啊一会儿又是增派军队啊。直到二战时，美国将军还可以和敌方将军达成协议，休一天运动假，去掠夺村民的鸡和酒，明日再战。律师是世界上最上瘾的延误者。据一个来自贝弗利山的，号称从不拖延的推销员弗 兰克.内森叙说，“没有留下遗嘱就去世的律师数不胜数。”
无志者，事也成。当然，慢性拖延和刻意拖延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在高层商业中。美国银行集团总裁理查德·曼德巴赫说，企业动态学鼓励谨慎行事，由此滋生了延迟。他提到，快速行动往往会进入尴尬的局面和付出沉重的代价，数据爆炸刺激了一些懒惰的人以此为借口——另一个报告等着读，另一个权威等着咨询。曼德巴赫说：“数据的充足和泛滥之间总有条微妙的分界线。”
他的观点广为接受。官僚化在政府负担日益加重和社会形势的日益复杂的温室中滋长。它旨在用条文主义、妥协和重新评估来包庇政策制定者——以此防止做出草率决定。水门事件时期的政府所表现出来的中央集权化已经蔓延至经济机构等等广阔的领域，使得拖延成为世界范围的一种生活方式。有关推迟的短语星罗棋布在各种语言中——从西班牙的manana（在将来某个不确定时间）到阿拉伯bukrafilmishimash(字面意思是“明天的杏树”，其含义是“等到花儿也开了”。)
学术界也很尊崇拖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伯纳德*斯克拉每天辛辛苦苦才写出三至五页的东西来。他坦称：“我很多朋友对着白纸是都感到很痛苦。我们有很多合理的理由;教学压力，家庭责任，查看新书，搜索注脚。”
心理学叫坚决认为女人是最坚持不懈的迟延者，虽然很多心理学家（每小时加收50美金）本人就非常拖拉。拉尔夫*格林森博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临床精神病疗法的教授（他曾是玛丽莲*梦露的精神病医师），看待延迟时比较温和。他说：“很多人都在回避，逃避，拖延揭露真相的那一刻，直到最迟的极限为此。”但是佐治亚州心理学家乔恩*费根认为，迟延是潜意识用来区分事情重要性级别的一种方式。“当我拖延时，一般总是存在着某种缘由。”费根说，“我能感觉到它，但是我也说不出个之所以然。”
事实上，迟延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它意味着如果推迟些许时间，许多主意和决定就有可能得到改善，推迟做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这不无道理。议会过程的实质就是一个迟延和慎重的体系。就此而论，名画，乐章，书籍或者布兰西姆府邸的建筑物也是如此。布兰西姆府邸耗用了马尔伯勒公爵的建筑师及工人们15年的时间才建成。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可能不断成熟及完善。确实，仓促会葬送了雅致。《时之剑》的作者T*H*怀特曾写道，时间“并不是注定要一小时一小时，或者一天一天的耗费掉，而是应该细腻地、缓慢地、从容地品尝一番。”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这样说：今天不必要做的事，无论如何要推到明天来完成。
第二单元A Crime of Compassion
这是菲尔·多纳休显示客人的热情款待和观众是一个200人的群秃鹰最渴望的骨头。我对Mac已经告诉他们,我最喜欢的一个癌症病人。“我们复苏他在仅仅一个月52次。我拒绝他再次复活。我只是坐在那里,握住他的手,他死了。”
没有时间解释,Mac是一个年轻的,诙谐的,男子气概警察走进了医院与攻击设备32磅,看起来好像他可以一手保护整个城市,如果不是整个国家。“不能摆脱这种咳嗽,”他说。否则,他感觉很棒。
在一天结束之前,测试证实,他有肺癌。在今年结束之前,我爱他,莫拉,他们的三个孩子就像我自己的。护士们都热爱他。,我们都与他的疾病死亡6个月没有给一个想法。六个月不是这么长时间在整个计划的东西,但它是足够长的时间看到他失去他的青春,他的智慧,他的男子气概,他的头发,他的肠和膀胱控制,他的味觉和嗅觉,能够为自己做任何的事情。也足够长的时间看莫拉的转换从一个年轻的女人变成一个憔悴,打败了老夫人。
当Mac浪费了走到60磅骨架而继续我们倒液体食物管,这些解决方案我们滴进了他的静脉和氧气输送到面具上他的脸,他恳求我们:“怜悯…看在上帝的份上,请让我走。”
他第一次停止呼吸,护士推按钮,调用“蓝色代码”在整个医院和发送一个团队急于恢复病人。每次他停止呼吸,一天两到三次,团队代码团队又来了。医生和技术人员工作的奇迹,走开了。护士留下来擦小儿子从嘴里的唾液,灌溉错误陨石坑和褥疮,盖住他的臀部,吸入肺部液体,威胁要淹死他,清理粪便,烧毁他的皮肤像碱液,倒液体食物管连接到他的肚子,把膝盖之间的枕头,以减轻骨头疼痛,把他每小时阻止床溃疡恶化和改变亚麻每两个小时让他被浸泡在汗水。晚上我回家,试图擦洗腐烂的肉的味道,似乎融入了我的制服。在我的头发,我车的内饰没有洗掉。每天晚上,我祈祷Mac会死,和他的痛苦的眼睛永远不会再次恳求我让他死。
每天早上我问医生“代码”。如果没有订单,我们必须恢复每一个患者停止呼吸。他的医生是一些人认为我们必须扩展生活只要我们有能力和知识去做。不做要承担过失,至少在很多人的眼中,包括一些护士。我想到什么就喜欢站在法官面前,被控谋杀,如果Mac停止了
呼吸,我不调用代码。
在52代码之后,苹果还足够清醒的时候再次乞求死亡,和莫拉又碎在我怀里了,当再多的止痛药压抑了他的呻吟和痛苦,我想知道一个精神上的法官。应该是这一切的痛苦和苦难建筑性格或注入我们谦卑的感觉来自阳痿吗?
我们,整个医学界,变得如此傲慢,我们相信救恩通过科学的幻想吗?如果我们变得如此自以为是,我们认为干涉上帝的工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有权执行“生活”在一个痛苦的人求死的权利吗?
这些问题被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一天清晨当莫拉改变她的衣服和我回家洗澡。他仍然一直这么长时间。我认为他最后的祝福救援昏迷。然后,他睁开眼睛,抱怨道。“疼痛…芭芭拉……。做一些…上帝,让我走。”
他眼中的绝望和声音我内疚。“它会停止,我告诉他我注射止痛药。我坐在床上,Mac的手在我的。他瘦骨嶙峋的手指按在我的手,低声说,“谢谢。“那有一个柔软的叹息,我感到他的手在我冷。“苹果呢?”我低声说,我等待他的胸口起伏了。
一群恐慌联合我的胸口,把我的手指代码按钮,催促我做点什么…但坐在那里独自面对死亡。我把一个手指放在按钮没有按它,作为一个蜡制的苍白慢慢地将他的脸从空壳。没有我在47年已经做过努力了不是新闻,代码按钮。最终我相信我可能是团队的代码将无法把他带了回来,我走进法律模糊地带,把按钮。团队尝试。,当他们尝试,莫拉走进房间,尖叫,“不…不要让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他…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没有了。”
抱着她在怀里就像抱着自己,Mac和所有那些病人和护士都在这个地方之前最好的他
们可以在一个远离死亡的社会。
因此,电视观众指责我谋杀。也许我有罪。如果医生写了没有代码的顺序,这是唯一合法的选择,他会觉得没那么内疚吗?直到立法使其有犯罪行为代码的病人要求正确的死亡,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风险一样的命运。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开发了延长寿命的方法,现在我们不得不使用它。我们没有正确的去死。
第四单元 A Red Light for Scofflaws
法律和秩序时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政治问题，可能也是人们最喜爱探讨的政治问题。然而，一个显而易见令人心痛的事实是，数百万那些从来不认为自己违法，更不用说犯罪了的美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曾经违法，更不用说犯罪了；他们正越来越随便地对待旨在保护美国社会并促进其发展的法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令人厌烦心痛。虽然人们制定了法规来保护社会并促进其发展，但是上述美国人却享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事实上，当今社会充斥着非法乱丢垃圾、骗税、非法制造噪音和机动车秩序混乱的现象，以致于有时候藐视法律的行为有时候让人看来好像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潮流。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察觉到，大部分美国人已轻率地养成了一种习惯，犯一些据称是轻微的失职，把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里斯曼他早先说，美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已经正面临着逐渐沦落为“傻子才会遵守规则”这种危险的情况境地。
支持里斯曼这一说法的证据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藐视法律者数量众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其数目令人吃惊。喜欢涂鸦的人把公共场所的墙面变成了视觉垃圾。骑自行车的人经常把车骑得好像两轮得交通工具不受所有得交通法规约束一样。喜欢习惯乱丢垃圾得人把自己得社区变成垃圾堆。一阵一阵得法规条文虽然铺天盖地、来势汹汹，但是，却无法把高分贝得便携式收音机从公共场所清除出去，这就像正如早先得法律无法消除因啤
酒引用过度而导致得困扰众多公园的流氓行为一样。令人绝望的是，烟鬼们仍然不可救药地对“禁止吸烟”的标记熟视无睹。穿着体面的大麻吸食者的人再在分烟卷时，也懒得麻烦，不再而劳烦自己避人耳目，巧妙地避开公众的视线。明目张胆地使用可卡因这一丑行正在中上阶层社会人生活当中逐渐恶化愈演愈烈。此外还有那些（哈罗，各位）乱穿马路的人。
藐视法律引起的危险程度，在不同情况下相差别很大。在人行道上吐痰的人虽然令人讨厌恶心，但其对他人构成的危险来说明显要小于在未经批准的地方非法掩埋危险的化学废弃物的公司。乘地铁逃票的人所构成的生命威胁要小于无视放火安全法规的房东。在危险的藐视法律的行为中，最为直接且最容易测定，也碰巧是人们最容易看得见的。其罪魁祸首就是美国的司机，他们的违法行为累计起来，如今已造成构成了对公众安全的巨大损害。其造成的危险从惯常性的并排停车、堵塞城市街道到酒后驾驶，每年令25000人丧生、至少650000人受伤，不一而足。开阔高速公路上违反法律超速驾驶的情况又怎样呢？新近的调查显示，在一些洲际公路上，83%的司机通常无视对联邦政府制定的每小时55公里的时速限制。
在所有上述现象当中，最为公然地藐视法律的人当属擅闯红灯者。在波士顿，无视藐视停止信号的情况已相当严重，以致于当地居民流传着一则趣闻，说有位出租汽车坚决认为红灯“只是作装饰用的。”在各个地方，红灯控制交通的力量似乎在各个地方都在减弱。在洛杉矶，闯红灯可能成了这座城市最为普遍的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在纽约市，穿过十字路口就像俄罗斯轮盘赌一样。罗伯特·麦吉里警长承认：“关于人们是否会在红灯前面停下来，当今的几率是一半对一半。”而同事，他所在的警察机构警察局对这种违法现象多半是视而不见。
闯红灯一直被人们列为小错，当它是个别现象时确实如此。然而当这一违反法规的行
为习惯性地、广泛地、连续不断地出现的时候，那它就远不止一个交通管理问题了。这种蔑视基本的道路规则的行为严重地上海了社会各界的情感。无辜的司机和行人反复地为此付出代价，他们深感沮丧，承受各种挫折、不便和愤慨，更不用说理所应当感受到的知名危险。闯红灯的严重性因为其高度的可见性而放大了。如果说伪善是善行对美德的赞美，那么鬼鬼祟祟则是真正的犯罪对法治力量的致敬。然而，闯红灯的人根本不尊重社会规则，因而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反复的厚颜无耻地蔑视基本秩序行为的上海。
藐视法律的心态已深入普遍。有些学校发现，小孩常常在入学的时候并不懂得一些与他人共处的基本规则，这种情况真的不以为奇。尽管当今各种藐视法律的人五花八门，但他们却一致地代表了基本的社会道德败坏之症状，即个人失去了为照顾了他人利益而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
公共的利益规范有可能会土崩瓦解，这不仅仅是一个礼节上的问题了。虽然社会首要担忧的事情虽然仍将是重大的犯罪，但是在休斯顿发生的一切事情让我们提前体验到了不文明行为的严重性。休斯顿高速公路上的司机越来越倾向于用突发的暴力行为代替道路规则来解决问题。以下是休斯顿警察部门最近关于高速公路交通暴力的统计分类事件：1.司机朝插到自己前面的小汽车打远光灯，而小汽车里面的人则向他的挡风玻璃用力投掷了一个啤酒罐，又踢掉了他的尾灯，把他打得缝了八针。2.自动卸货司机由于被耽搁而气氛，砸坏前面抛锚得小汽车停的行李箱，并用钢锁簧连连猛打哪个司机。3.急速行驶的十八轮卡车的司机故意从后面撞上一辆小汽车，而这辆小汽车的司机那时正试图保持在每小时55英里这一限制速度之内。幸运的是，休斯顿综合症尚未蔓延得到处都是。但问题是：将来会吗？
美国人习惯于认为，法律和秩序主要是受到典型的暴力犯罪的威胁。然而，当美国法律的基础实际上已被动摇时，这就始终是因为普通的守法公民也开始打法律的擦边球了。
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禁酒令。唐纳德·巴尔·奇德塞在《戒酒与否》这本书中回忆说：“事实证明，违法并不痛苦，甚至也会使人不安，而是以一种温和并且完全安全的方式，令人感到振奋。”人们最终废除了禁酒令，不仅因为酒本身这个问题，而是因为藐视法律的行为正在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具体讽刺意味的是，当今藐视法律者所具有的精神，无论其源头怎样受到削弱，却在无意间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面上对此给予鼓励。警察对某些法律执行不力，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毕竟他们是从自己服务的官员和选民那些接受的命令。更糟的是，大部分的州立法机构帮助公众违反联邦政府制定的每小时55英里限速的法律，其中一些州立法机构对违法现象等闲视之，只进行微不足道的罚款。从更高层面来说，华盛顿政府机关兼职就是在反对而不是支持某些根据法院指令作出的废止种族歧视的判决，这突显了其废弃公民权利法律的愿望。用《荒野》杂志的话说，保护环境的团体理由充足地指责政府机关“要么无力执行，要么以故意鼓励人们不遵守的方式来执行环境法，以此正在使得环境法变得无效。”换句话说：这是这一变异就是最高层、、、的藐视法律现象。
藐视法律的这种态度，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只有愚蠢到了极点的社会才会对此作壁上观，任其永无止境地蔓延下去。
Unit 5 Text I Straight-A Illiteracy 全A文盲
尽管我们学校为数众多的的普通文盲目前得到极大的关注，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另一类文盲，这类文盲的困境，在从很多方面来讲，更加事关重大，因为他们更具有影响力。这类文盲通常是一位大学校长，但他也是位典型的博士、成功的教授和教科书作者。我把这个人称全A文盲，为了给予全A文盲和普通文盲一样的关注，才有了下文。
以下的场景是我的办公室，我正在工作，做着协助治疗全A文盲（多年来我一直这样称呼这种病症）所必须做的事。我对一篇学生论文进行询问、查证，深入探求它的含义。
这是位平均成绩全A的大四学生，聪明绝顶、口齿伶俐，刚获得一所全国重点研究生院提供的令人羡慕的奖学金。他和我一直在一句一句地、一字一字地分析着论文，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有关多种共线外因变量的选择，”我默念着他的论文，“视某些多种互相关联的共同作用系数的衍生情况而定。”我停下来喘了口气。“那么看看这句话，：我询问这个学生（我讽喻寓言式地称他为聪明先生），这句话，聪明先生，究竟事什么意思啊？”聪明先生锁眉苦思。最终，结合了我们的语言学知识和想象力，又用了好像一个小时似的，终于破译了这句话。我们搞清楚了聪明先生究竟试图表达的是什么，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那就是：“供给绝顶需求”。
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间，我认识了许多像他这样的学生，许多大四学生都患上了这种聪明病。侵袭了最优秀的心灵，逐渐摧毁批判的能力，使得他们丧失了发现自己或别人文章中那些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话的本领。在高等教育期间，这种病更加恶化，特别是一般在受害者拿到博士学位时候，进入晚期。显然，聪明病的受害者患的不是普通的文盲病。他提交的论文里从来不会有拼写或标点错误；他从不使用双重否定或“irregardless”这样的词语（译者按：无奈在标准或非标准变本中都没有这个词真正的前身。该词可能是把irrespective和regardless合在一起生造出来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批评者们有时坚持认为“没有irregardless这么个词”的原因）。然而，他却是一个最糟糕的文盲：他不能简洁、准确、清除地在写作中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普通文盲——或许幸运地免遭大学合研究生院的毒害——会说：“商店要储存多一点我们的顾客所需要的货品，否则我们的买卖就做不长久。”（“Them people down at the shop better stock up on what our customers need, or we ain’t gonna be in business long.”）这算不上人类的语言，我们的全A文盲不会这么说。他接受过许多年的高等教育，读了许多年折磨他的教科书和专业期刊杂志，学着它们的样，他会这样写道：“注意力的焦点，应该放在以顾客方面信息为中心的客观性目标上，从而对这些方面的深刻认识能够成为一种企业家的过滤器，把与未来买卖承诺相关的信息从不相关的信息里筛选出来。”因为写下这种晦涩的东西，他的论文获得了全A（上面
两个例子都摘自全A的论文），他赢得了深造的机会，不可阻挡地，向奖学金和最终的博士头衔迈进。
正如我所暗示的那样，造成这种文盲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全A文盲在高等教育期间几年里被迫阅读的东西——教科书和专业期刊。因为读了这些东西，并被教导把它们当成深奥的东西来崇敬，他学会了写些令人费解的东西。如果他的专业是社会学，他必须努力吃透《美国社会观察周刊》这类充满了低劣无味行为的杂志，例如：“自我综合行为倾向”和“以改善行动者的满意丧失平衡为定位”（第二个可怕的引语出自马尔科姆·考利，这是社会科学家表达“享乐主义”的含义的方式。）考利先生提醒我们，在这类杂志期刊中，万万不可说两件事物是“相同的”，它们应是“同源的”或是“同形的”。也不能简单地说两件事物是“不同的”，它们而应是“同素异形的”。在这类杂志期刊中，做着从不“愤慨任何东西”，它们说“二等分”或者“分叉”某事物。
第六单元 黑人英语
极少数美国白人意识到大多数美国黑人患有语言分裂症—— 一种独特的病症。底层黑人的双语问题是不寻常的，因为他不讲口语式的或“不正确”的形式的标准英语。相反，他们说方言，这种方言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语法规则和发音体系，即使对白人听众来讲，黑人们似乎在努力说标准的英语。任何说黑人英语的人很可能发现自己被指责为是使用下等标准英语的人，而实际上他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言，这种方言与白人的标准英语是一致的，同样是优雅的。
整个黑人英语问题是与种族主义和极少讨论这种问题的良好意图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这个领域的专家也很少提及此事。有一种极端的说法，种族主义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黑人英语问题归咎于黑人的体性特征，比如嘴唇厚或者舌头大；他还肯定：黑人英语是低等
的语言，它必须被消灭。另外一种极端的说法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他反驳道：他发现黑人英语仅仅是从白人英语中脱离出来的一部分；他认为黑人英语只是美国南部的一种方言，而且他将这种问题归因于黑人被剥夺了教育权利。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黑人英语从标准英语的分离跟种族分离和教育的缺失是没有关系的。在新大陆，黑人英语的历史表明：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同的，曾经两者还具有更加不同的地方，不过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当然，一些黑人说的英语跟白人完全相同，但是这种例子都是最近的和特别的;绝大多数的黑人有时候或者一直在讲黑人英语。
我不认为黑人英语是个褒义的词汇，它被白人们误用为这是在跟黑人兄弟说真正的灵魂。对与描述黑英语来讲，这些丰富的具有隐喻意的词汇没有语法那么重要。它们来自于同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产生了俚语，行话，和标准英语中的隐语，并且，他们如同标准英语一样，它们已经渗透成为一般词汇的一部分了。它们当中的很多词，如常规，广场，摇摆，说唱，酷，小鸡，挖，撕掉，曾经都是黑英语使用者的绝对财产，不过现在已经被白人们广泛使用了。我所指的不是那些一直都在变化的肤浅的词汇，而是其大不相同的历史，发音体系，和基本结构。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黑英语应该是由五大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他们是：非洲语言；西非的洋泾浜语；南美种植园奴隶以及北部加拿大奴隶所讲的克里奥尔语；标准英语；最后就是北部少数名族聚居地区的城市化。非洲语言对黑英语的影响之前一直都被否认的，直到在1949洛伦佐特纳发表了他对格勒语15年的研究成果，这说法才被人们接受。格勒语是查尔斯顿的沿海地区，南卡罗来纳州，和萨凡纳，乔治亚等地区使用的方言。格勒语在黑英语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格勒地区最迟在1858年就开始不断地从非洲直接接收黑人奴隶了，因此非洲语言对黑英语的影响在这个地区应该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特纳积累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在发音，词汇和语法方面，格勒语和许多非洲西部语言是相似的。他列出了大约4000个格勒语单词涉及到人名，数字还有其他物体，这些都是直接从非洲语言
中借来的。其中的一些字：如手提包，恙，山药，和土豆（马铃薯”），最后进入标准英语。
第二个因素，洋泾浜语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因为，在新大陆，讲这种语言的那些奴隶们的后人到处都是——不管这些语言是否是从英语，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还是葡萄牙语而来——它们在发音与语法方面都有共同的特征。例如，黑英语中得常见结构:他把门关上了。在标准英语中找不到直接的对称说法，不过在葡萄牙洋泾浜语，西非的Weskos，海地的法国克里奥尔语，苏里南的萨克里奥尔语，等等语言中都找到了相似的结构。通过18世纪的书信，历史书本和旅行记录对奴隶语言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些分布于美国大陆南北部的奴隶中的大多数人都讲洋泾浜语。这些都是正如所料的一样，因为黑人们讲许多种不同的语言，当他们被带到西非奴隶工厂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发明一些交流的方法。无论他们的母语是什么，他们不得不学第二种语言。这种洋泾浜英语最早在1719年通过黑奴贸易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们之所以确定是那个年代是因在丹尼尔.迪佛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中星期五这个角色就有迹象，在这本书中出现了大量的这些洋泾浜语和使用西非语和以一周的某一天给奴隶取名字的例子。
因此多数已经到达新大陆的奴隶必须讲洋泾浜英语以便于与他人，甚至与监督员们交流。在随后的几代人里，只有少数的黑人被教授了标准的英语。然而很显然的是大多数的黑人通过将英语词汇加入母语或洋泾浜语言结构中的方式，把洋泾浜语扩大为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被一些语言学家称为种植园克里奥语，即使在北方地区也有人说这种语言。
令人奇怪的是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黑人英语不是标准英语错误发音的产物，更不是标准英语语法错误的随机堆积。黑英语的表达是与语法相符的，并且正如标准英语的表达由一些规则生成的一样，黑英语的表达也是有规则生成的。人们可能认为黑人英语的表达不是“好英语”，但这不是重点，因为与标准英语相比，黑人英语使用了一套不同的规则，这才是重点。
第七单元 美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美丽是一种美德：一种出色表现。这样的人在今天会理所当然而又无不受嫉妒地被人们称为\"完整\"的人。即使古希腊人真的曾经将一个个体的\"内在\"与\"外在\"区分开来，他们依然会期望这个个体的内在美能够与他其他方面的美相匹配。当那些出身良好的年轻雅典人聚集在苏格拉底周围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事实：他们的英雄是如此地睿智，如此英勇，如此高贵，如此有诱惑力——而且，如此其貌不扬。苏格拉底用自己的丑陋给他的那些天真无邪的，无疑也是非常俊美的始徒们上的其中最重要的一节课就是：生活中充满了矛盾。
他们也许听不进去导师的教诲。但是我们不会。几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变的更加小心翼翼地对待美丽之销魂。我们不但十分轻而易举地把二者——\"内在\"（品质，智慧）与\"外在\"（外表）分割开，实际上，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既漂亮同时又聪明，有才干，善良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惊讶。
人们将美丽从古典的人类理想的中心地位中分裂出来，主要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为了将出色（在拉丁文中是virtus,与美德的virtue同源）的范围缩小到仅仅是道德上的出色，基督教将美丽流放了——使它成为一种疏远的，恣意的，肤浅的诱惑。而美丽的威望不断地流失。在长达近两个世纪中，美丽约定俗成地变得只能用于形容两性中其中一性：即无论多么\"公平对待\"，依然是排在\"第二位\"的那一性。把美丽与女人联系起来使美丽陷入道德上愈加不利的境地。
一个美丽的女人，我们在英语中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会说一个英俊的男人。英俊是美丽的阳性的对等物，同时也是一种藐视。美丽一词现在专用于女人，它当中积聚着一定的贬抑的弦外之音。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仍有称一个男性\"美丽\"的现象，这说明与那
些被新教的基督教教义塑造的国家不同，天主教国家中还残存着一些对美丽的异端赞美的痕迹。但是如果真的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上的。在所有现代国家中，无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后基督教国家，女性都是\"美丽的性别 \"—— 这是对美丽本身同时也是对女性本身的贬损。
渴望被称为美丽被认为是道出了女性性格的本质与她们所关心事物的核心。（与男性形成对比——他们的核心是强壮，高效，强竞争力）不需要具有先进女权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力，人们也能够察觉到，女性被引导向美丽的过程实质上鼓吹了自恋主义，加重了女性的依赖性和不成熟性。每个人（男人和女人）都心照不宣。\"每一个个体\"，也就全社会，都默认了\"女性化\"就是关心一个人看上去怎样，（与男性化的关心一个人是怎样，干得怎样，然后才有可能再关心一个人长得怎样形成了对比）考虑到这些思维定势，无怪乎美丽一词，最多只能享有一种不纯的名声。
当然，渴望美丽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当追求美变成了一种义务去完成，或者去尝试。使女性觉得自己比实际的她,或者说正常成长的她要低一筹，是一种被女性广泛接受的谄媚的性别理想化。因为追求理想的美在实际操作中已成为一种自我压抑的形式。女性被引导去把她们身体的各部分拆分开来看待，然后独立地衡量各部分。胸部，腿，臀部，腰身，颈部，眼睛，鼻子，肤色，头发，等等——每一样都被置于焦急的，难于取悦的，时常是近乎绝望的细察之中。即使一些过关了，肯定还有不足之处。不达到完美誓不罢休。
在男性那里，好看是一种整体的感觉，是匆匆一瞥留下的印象。它不需要提供身体各部位的尺寸来确认，没有人会鼓励一个男性将自己的外表一点一点地拆分。至于外表完美，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缺乏阳刚之气的。实际上，一个男人如果在外表上有一点点瑕疵，或伤痕，反而会被很正面地追捧为理想的美男子。按照一位自称是Robert Redford迷的影评人（女性）的说法，恰恰是他脸上那一堆影响肤色的黑痔使Redford免于被认作
\"只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不妨设想在这样的判断中所暗含的对女性和美丽本身的贬损。
Cocteau曾说：美丽的特权是无限的。可以肯定，美丽是一种力量。它也配称为一种力量。但是值得悲哀的是，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只有女性才被怂恿去寻求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常常被认为和男性有关；这不是一种行动力而是一种吸引力。这是一种否定自身的力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至少，由不得一个女人在未经社会许可的情况下自由选择或放弃。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打扮自己，绝不仅仅是一种愉悦。同时也是一种职责。这是她的工作。如果一个女人做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即使攀升到政界，法律界，医学界，商界，诸如此类领域的领导地位——她仍常常被迫承认她自己依然努力使自己保持吸引力。但是当她正努力维系两个\"公平性别\"的其中一性的角色之际，她的客观性，她的专业素质，权威性，思想的周密性，则备受质疑。如果她们做，会被责难；不做，同样会被指责。
要证明将个体的内在与外在割裂开来的危险性，除了那个永无终止之日的悲喜掺半的神话之外，很难举出更加重要的例子了。人们多么轻易地在一开始就把女性定义为自己外表的呵护者，然后再毁谤她们（或者觉得她们很可爱）为\"肤浅\"的。这是一个天然的陷阱，而它已经存在了太久。要摆脱这个陷阱，女性自己要与美丽的出色与特权保持可观的距离。这种距离要足够让人看清楚美丽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来支撑一个\"女性化\"的神话。我们理应把美丽从女性那分离出来，这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女性美。
第八单元 食欲
人生的一大主要快乐就是食欲，保存食欲也是我们主要责任之一。它意味着对生活的热爱。它是感官之一，这感官告诉你，你仍想活下去，仍然受到强烈渴望的激励，希望进
入世界，品尝人间百味和酸甜苦辣。
我所说食欲当然不仅仅是指对事物的强烈愿望，而是指各种各样不能满足的愿望，强烈的愿望。这证明，你希望获取更多，生命尚有价值。王尔德说过，他为那些从来没有实现心愿的人们难过，但是更为那些实现了心愿的人们惋惜。我虽然只曾实现过一次心愿，但它几乎置我于死地，从那以后，我总是更衷情于渴望而非获得。
对我来说，食欲就是这种渴望的状态，这使得人们的期望之火永不熄灭。我记得自己很久以前还是孩提的时候就学到这一课。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款待和宴会，我发现，最幸福的事情并非在于真的吃太妃糖，而是事先盯着糖看。刚开始吃那几口味道确实很美妙，但是一旦太妃糖吃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即没有了太妃糖，也没有了渴望。此外，吃完太妃糖这一不雅的举动中，太妃糖的所有吸引力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不，最美好的感觉就是想要得到它，就是坐在那看着它，只有这样，人们就能体会到无穷无尽的各种滋味。
所以，对我来说，食欲所带来的最强烈的乐趣之一仍然在于渴望，而不是满足。在于想要一个桃子，或者一杯威士忌酒，或者特殊的特征或是声音，或者想要跟一位特别的朋友呆在一起。 因为我当然知道，在这种情形之下，渴望得到的东西总是最为完美无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我将保存食欲的程度带至有意的禁食，只不过是因为我认为食欲太美好了而不容丢失，太宝贵了而不能因饱食和过饱而被逼进无感觉的境况。
就此而言，我并非真的想要一天三顿的美食——我想要的是一顿巨大、美味、狂欢的丰富盛宴餐，比如说每四天来一次，之后就不能确定下一顿会在哪。禁食一天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剥夺人们乐趣的方法，而更是一种期待少有的极度满足时刻的方式。
禁食是对食欲权威表示敬意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定期计划放弃乐趣——食
物、朋友、情人——为了保存它们基于的强烈感觉，以及重新得到乐趣的时刻。因为这一时刻使自己和所钟爱之物焕然一新，精神奋发，我想，不但水手和游客曾经享受过这样的时刻，而且猎人也是如此。对现代生活厌烦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近，娱乐和饮食太有规律性。饥饿曾经把我们与食物和家人分隔开来，于是我们才学会珍惜它们。男人外出打猎，狗随着他们一起去；女人和孩子向他们挥手告别。洞穴里面连续数天没有男人。没人有吃的东西或者知道该做什么。女人蜷缩在火堆旁边，泪眼朦胧。小孩在嚎啕痛哭，每个人饥肠辘辘。然后在一天晚上，山上传来了呼喊声和狗吠声。男人们满载着猎物回来了。这是个大团圆的时刻，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着，食欲显示了其真正的价值，盼望已久的这一顿饭成为了值得记忆的盛宴，它几乎是一种人生的圣典。现在我们前往办公室上班，然后晚上回家吃便宜的鸡肉和冷藏的豌豆，那么香，但是太多了，太容易了，太常见了，不需要费劲就可以得到，也没有了渴望。我们吃着东西，很幸运，长得油光水滑，但我们再也无法知道饥饿时的愉快了。
任何东西太多了——太多音乐。太多娱乐。幸福快餐，或者花太多时间与朋友呆在一起——都会造成某种生活上的无能，人们再也不能听见，品尝不出味道，看不到，爱不了，记不了。生命短暂而弥足珍贵，食欲是人生旅途的护卫者之一，丧失欲望无异于死亡。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享受这一短暂的生命，我们就应该尊重食欲之神，保持渴望的状态，而不要让它过于迟钝。
我曾经体验过枯焦的嘴唇接触一杯冷水时所引发的狂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泉水仍然等着人们去享用——而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原始的渴望。
第9单元 Grant and Lee
1.1865年4.9，格兰特和李在非吉尼亚阿波托克斯的一间普通的会客厅里达成协议：
非吉尼亚北部李的军队投降，这意味着在美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篇章宣布结束，进而一个新的伟大篇章将拉开序幕。
2.这些人将美国内战推向了终点。诚然还有一些军队在负隅抵抗。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逃亡的南部联邦政府试图寻找再生力量，结果都是徒劳的。因为主力部队已经被消亡了。事实上格兰特和李在整署文件时一切就已经宣告结束了。他们达成协议的那个小房间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极为辛酸和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3.他们都是很强的人，他们属于不同的团体，代表两个对抗的利益。他们俩成了成败的关键。
4.罗伯特。E。李代表的是旧民族势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统治者。
5.李生于非吉尼亚的海滨地区，家庭，文化和传统等联系起来构成他的背景。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由骑士时代想新世纪时代转变的时代，人们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和神话而不再崇拜骑士。他代表了来源骑士和英国乡绅时代的生活方式。美国是一块完全重新开始的大陆，建立在众生平等，机会平等这个简单而又朦胧的理念上。在这片大地上李却有这样的想法：在社会结构上有一种明显的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有益。应该有悠闲地阶层，他们受土地拥有者的支持。反过来，社会也会以土地作为它财富的主要来源。必须带来这样的结果（根据他的想法）：他们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人们不再是为自己谋利益而是为了那份庄严地义务。这份义务附加在他们身上为他们带来了好处。从他们当中将会产生国家领导人。对于他们国家将能够追求更高的价值-在思想，行为及个人举止上，从而赋予这个国家力量和美德。
6.李具有这种贵族李想中的最高成分。通过他，拥有土地的贵族能证明自己是正当的。
四年来联邦政府曾发动一场战争来支持李。最后，联邦政府看起来像是为李而战斗，好像李本身就代表了南部联邦„„„.联邦政府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可能永远提供的都是最好的，在阿波之前他成为传奇人物。成千上万疲惫不堪，营养不良，衣衫褴褛的联邦士兵，在战争初期持续很久的忠诚的热情，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都是把李当作随时可以为之牺牲的象征。但是他们不会将他们的感情化作文字表达出来。为了最终的事业，他们可以不惜牺牲无数次。他们活着只有一个理由：为了李将军。
7. 格兰特是西部边疆一个制革匠的son，和李完全不同。他成长的路是艰辛的，除了具有永恒的顽强和山边长大的孩子所具有的强壮体格外，他一无所有。他从不崇拜任何人，甚至对错误也很自信，他不在乎过去，总是放眼未来。
• 8. 这些来自边疆的人和生活在海滨地区的贵族是完全对立的他们由于对过去常规
深深的，绝对的不满，纷纷涌入了西部开发区，这一形成一股潮流。他们代表民主，不是因为他们摒弃了人类社会现有的模式，而是因为成长于民主国家，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的社会可能有特权，但他们要获得这些必须自己去争取。表面的形式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生来除了可以抓住机会展示自己能走多远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能力。生活就是竞争。
9.但是与这种思想同时存在的一种深刻的情感是对于国家的归属感。西部人创建了自己的农场，经营自己的商店，甚至建立贸易中心。他们明白国富民强的道理。她们的领土于是开始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从加拿大延伸到墨西哥。如果用城镇，高速公路和适合的市场来占领陆地，他们能发展的更好。他懂得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是紧密相连的。随着视野的开阔，他也随之行动了。换句话说，这个国家的持续成长和发展对于他有着现实的利益。
10.或许，这就是格兰特和李显著的不同之处吧，非级尼亚贵族不可避免的把自己同吉
他民族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他生活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模式中，只要不改变社会模式，他就能忍耐任何事。从本能上讲，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首先要的忠诚便是维护社会模式的存在。他将同那些力图推翻固有模式的人做斗争，以为只有保护好这种社会模式，他拥有的一些才有保障，这也是他生活的最终含义。
11.相反，西部人对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则要开阔的多。他为争取平等而顽强奋斗。他为之 奋斗的每一见识都围绕着发展，扩张和不断开阔眼界，他赖以生存的一些都与国家共存亡。看到有人企图分裂联邦政府，他不可能坐视不管。他愿意舍去一切与之作战，因为把这种分裂看作是除去他的根基的企图。
12.因此，格兰特和李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历史上，他们代表不同的两派。格兰特是以现代人的形象出现的。继他之后，准备要登上历史舞台的便是伟大的钢铁和机器时代，拥挤的城市和永不停息的生命力的萌动。而李好像是从骑士时代骑马赶来，手握长枪，丝绸旗在头上飘扬。他们两个都是自己事业里完美的斗士，从他们身边的人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两者的力量雨弱点。
13．然而两个人也有共同点。尽管有背景，性格以及志向方面的不同，这两个伟大的军人也有许多共同点。除去其他的，他们都是伟大的战士，而且他们战斗的品质都非常相似。
14.这两个人生来就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忠诚的品质。格兰特在个人受挫和军事上处于严重不利的局面时，率军沿密西西比河挺进。李则冒着生命危险仍坚持在彼得斯堡的战壕里作战，只是因为这两个都具有百折不挠的品质，两个生就的斗士，只要有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战斗。
15.他们都骁勇而且足智多谋，他们高瞻远瞩，无可匹敌。这样的品质为李在马那沙斯战役和切斯罗维尔战役中赢得荣耀，同时也为格兰特在维克斯赢得了胜利。
16.最后，也许所有品质中最伟大的就是在战斗结束后能迅速的从战争转向和平。格兰特和李在阿伯马克托斯的谈判，使调停和平成为可能。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一希望没有全部实现，但是最终帮助双方重新融入一个国家，而这场战争的残酷曾使着显得没什么可能。在这两位伟人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在阿卜嘛托克斯的麦克林小屋的谈判更重要了。他们的和谈使美国人的后代受益无穷，这两位美国人格兰特和李-迥然不同又非常相似。他们在阿卜嘛托克斯的和谈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时刻。
第10单元 委婉语
委婉语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用一个吉祥或颂扬的词汇，像“卫生工程师”来替代一个更加就事论事的词，像“清洁工”。喜欢用委婉语的人通常受人指责虚伪或者企图掩饰他们真正想要说的事情。毫无疑问，有些情况下这种指责是完全合理的。比如，今年来我所见过的最让人恶心的是“阳光行动”这一术语，它指的是美国政府在南太平洋进行氢弹的实验。很明显，在选择这一术语时，政府企图消除炸弹在人们心中引发的恐怖形象，这在我看来是相当不道德的行为。这种将一些很漂亮的名称加在很丑陋的事情头上的行为让委婉语臭名远扬。有像乔治.奥维尔的人为我们所有人做了很珍贵的工作，他们唤起人们对这类委婉语的使用过程的注意。但委婉语的使用有另外一面值得一提，在这里为委婉语辩护几句不会有错。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事物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名字，尽管有许多人认为有。一个清洁工不论其名字是“清洁工”还是一个“卫生工程师”，其本质是一样的。一头猪被人们叫成“猪”，并不是因为它脏，一只虾被称为“虾”并不是因为它小。先有事事物存在
然后才有事物的名字，如果认为事物和它们的名字是等同和一一对应的关系的话就犯了语义学中最基本的一个错误。当然，一个名字往往与它指称的事物紧密联系以至于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一种香水在打广告的时候不取名叫“布朗克斯区臭气”，一台汽车绝不会被称之为“木象”的原因。莎翁说“一朵玫瑰不论叫什么名字都一样香”，这一说法不完全准确。事物的名称影响我们对它们的感知。虽然“马鲛鱼”三明治和“金枪鱼”三明治指的是一个东西，但前者不仅难卖的多，而且我们可能觉得它的口味要差一些。也许看起来人类几乎自然而然将事物和它们的名字联系起来，这是我们的奇妙的幻觉。但这种幻觉存在一定得道理，因为如果你改变事物的名字，你就改变了人们对它们的看法，这就好改变了这事物本身的本质特性。
现在所有的无赖都非常清楚他们能通过将他们推销的百无一用的产品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来使我们爱上他们的产品。但是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委婉表达是一种非常智慧的方法是人产生感知事物新颖且有用的方法。希望人们称其为“卫生工程师”而非“清洁工”的人希望人们给以他比现在更多的尊重。他希望我们看到他对社会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值得这样的关注或尊重，那他这样的委婉才显得可笑。老师倾向于我们使用“文化不同的孩子”这一表达而不是“贫民区小孩”，这种委婉表达是可行的，这样做是鼓励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关注的一些方面。
我想说的是委婉表达本身是没有值得鄙视的。只有当一个名字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不真实的东西或转移我们对某事的注意力是才可鄙。因此，称氢弹试验为“阳光行动“是为了暗示人们一种炸弹并不拥有的功能。但是称 “文化不同的孩子”而非“贫民区孩子”则需另当别论。比如它唤起人们去注意为什么这些小孩会感觉和学校中进行的事情格格不入。
我敢肯定有时这样的委婉表达并不具备预期的效果。可能一个老师表面上称有些学生
为“文化上不同的学生”，但实际上内心仍将人们视为“贫民窟小孩”。“疯人院” 即使被称为“精神疗养院”，它还是一座脏兮兮的原始监狱。尽管如此，委婉表达可以视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它可以为我们对某件话题产生一个新的视角。用“高级公民”来取代“老人”明显是受希望给他们一种政治身份的动机而产生的。.这样做不仅有必要而且会产生重要的结果。事实上委婉语的命运很难预测。一个新的，看起来很蠢的名字可能取代一个旧的表达（比如用chairperson取代chairman（有性别歧视），但几年之后人们不会因为名字的改变而在思维或行动上有所改变。久而久之，当人们开始认为“chairperson”是“真正”且恰当的名字时，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他们开始以一种稍微不同的心态来对待这些事物。当然，如果认为一个新的名字能迅速且永远地改变人们的态度的话也是很危险的。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改变无足轻重的话就低估了名字的作用。当“黑人”迅速取代“黑鬼”后我很惊讶，更为惊讶的是随着名字的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认识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关键的一点是：委婉语是一种文化改变其意象的手段。这样做潜移默化中改变风格，轻重缓急和价值。比起那些使用委婉语的人，我决定反对那些用粗俗语言直言不讳的人。“死”比起“去世”并没有诚实或直白些，但其暗含了一种对一件事不同的态度。问人家“茅坑”在哪里也不比问人“卫生间”在哪儿更切中要点。但这两个词表达了人们对隐私和利益态度的巨大差异。我说的是委婉表达并没有道德内涵。道德尺度是这些词所表达的内涵以及它们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中得以体现的。一个将氢弹试验称之为“阳光行动”的国家是令人胆寒的。另一方面，将“清洁工”称为“卫生工程师”的人也并不总是坏人。
第12单元 TEACHING AS MOUNTAINEERING 教学如攀岩
就在最近，我们在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一次委员会会议因为窗户外一位年轻男士正在
攀爬对面图书馆的高墙而半途中断。这一刻，一切关于跨学科新课程的讨论戛然而止，因为我们都在默默地希望他接受过严格训练，能安全回到地面。我们在凯彻姆礼堂看得很清楚，很想冲出去接住他，但当意识到这只能是徒劳无功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默默地为他祈祷。
这次事件使我更加强烈地觉得攀岩对于教学艺术是一个恰当的类比。登山的刺激、风险和所需的严格训练都与教学相仿，虽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画面不是绕绳沿墙的独行客，而是率队探险的瑞士导游。
我仍记得，一位名为弗里斯的登山者曾经率队攀登少女峰，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正向艾格尔峰的北面前进。我缺乏登山技能，如果不是因为相信弗里斯能使包括我在内的整支队伍免于掉下山峰，我登山的热情肯定会慢慢消退。他强劲有力，自信满满，淡定从容，展现出来的扎实的登山技能让我鼓起勇气与他共用绳索一同攀岩。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的牵附给弗里斯的安全带来了潜伏不断的风险。我要是莽撞地去试图拾回掉下悬崖的手套，我要是不小心滑进某条不知名的岩石裂缝中，很有可能我就将尊贵的弗里斯先生一起拽下悬崖了。这值得令人深思。我和弗里斯——一名登山新手和一位登山专家——生命被系在同一根绳索上，各自有着不同的体验。为了让我能体验下极乐的感觉，弗里斯自己也在冒险。
我认为将教学类比为攀岩很恰当，但对于那些居住在科罗拉多的教授们而言则不然，他们觉得它暗示了对个人命运所需履行的责任义务的主动接受，而不像其他类比那般，都隐喻被动接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类比，新的比喻（这里我不用专业词汇“形象”）来使教师们重新相信教学的重要性，它能更多地传达出教学的本质，而那些司空见惯的类比则不能。大多数先前的类比都严重缺乏内涵，它们在描述部分教学活动的同时，也暗含了一些不完全适用于教学的特点。这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一些错误的类比会使得不仅仅门外汉甚
至连同行人都误解教授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错误类比会加剧专业领域内的道德败坏现象，也对正确评估疑难问题造成困扰。
教师最常被类比为传道者，牧羊人，博物馆馆长，演员和销售员，当中销售员的类比潜伏危害最大。这些类比都不能准确传达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好比苏格拉底所描述的：相聚即是朋友。相反，他们将老师和学生明显区别开来，并带有各自的评价机制，而不是着重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
传道者告诫、劝诱和恳求愚昧的教区会众以便在浑沌无知的环境下得以生存。他根据那些骚动不安的人群来估测自己的成就。这些人群要么全身心相信他的传道，要么对此强烈反抗。传道者就好像牧羊人，聚集和看守着明显低自己一等的羊群。这一类比或许适用于上帝和它虔诚的信徒，但对于老师和学生却不适用，特别是对于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很有可能，牧羊人的成就是依据他和羊群智慧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定。
如果把贫苦的乡村牧师类比为经常牢骚不断的教授，那么博物馆馆长也可以作为类比。身为鉴赏家的博物馆馆长会撅着嘴唇，显得极其傲慢，向那些几乎不懂欣赏的门外汉展示着这些古希腊罗马藏品的珍稀之处。由于这些人全然不懂，博物馆馆长便会毫无愧疚之心地穿插着使用拉丁文、希腊语和英语来使得他的演讲听起来高端大气、洋味十足。身为鉴赏家的教授很有可能让班里大部分同学相信他所教的学科其实专属于一个神秘组织，该组织有自己的神秘仪式和行话，不会轻易吸纳新成员。的确，他的同行们也会根据通过筛选进入神秘组织的学生的稀缺程度来评判该教授的成就。
与之类似，把教师类比为演员，是指他授课就像演员面对被动观众演绎独角戏一般，不过他则是根据听众数量来估量自己的成就。通过营造一种魔术氛围，他魅惑台下的观众们使得他们由衷叹服他的学术造诣，而全然没意识到当中的把戏。如同独角戏喜剧演员不
断引人发笑一般，该教师会尽力表演来迎合台下观众引起哄堂大笑，哄笑声往往大得淹没隔壁课室的讲解声。
比演员更具有贬义的一个类比是销售员——这十分适用于如今这个“顾客为上”的社会。销售员的前辈们包括推销“灵丹妙药”的小贩以及挨家挨户吹嘘能提供“应有尽有”服务的供应商。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能依据对方金钱地位巧言令色地推销手中的产品。这些类比说法使教师们陷入困境，他们要么挣扎着学习模式化自己的教学方式，要么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实现目标而迷茫无助。而“销售员”这一类比，造成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为了吸引更多顾客使他们满意，销售员甚至不再需要事先准备的手稿，还能恬不知耻地转换销售手段说服顾客购买产品。
将教师类比为研究者不同于之前的那些类比，当中的主要区别是这一类比往往将教师美化为优秀教师。沉默寡言、孤傲不群，轻视一切表演艺术的研究者，仅仅满足于向他的学生们支吾几个零散不堪的数据，而在他那布满烟尘的眼睛下，学生的身影是模糊不清的。他通过学生机械重复事实数据的能力高低来估量自己的成功。
所有这些类比都不能很完美地诠释真正实践学习的神奇和威严之处。甚至没有一个能隐含地倡导在教学过程中摒除教师中心论的做法。真正掌握了教学内容的学生是不再需要教师的。这些类比都没有将活动看作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活动总是能激发学生兴趣，引起他们思考，使他们对此着迷。它们更不能揭示碰击心灵深处所思所想时所面临的危险处境或所产生的无穷趣味。就如霍普金斯所描述的那般：
人的心中，有千山百峰，有万丈深渊，
峥嵘险峻，深不可测，令人望而却步。
气定神闲，从容向前吧，
望人人度过心中险境。
教学如攀岩这一类比恰恰满足了这些要求。那位瑞士登山向导，就如同真正的教师一样，十分了解他的登山队友，这使得他们信任他，满怀自信地参加攀岩活动。登山队员们让向导领队，在攀岩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次探险活动的成功（以攀登高度作为测量标准）与团队的紧密合作和队员的积极参与紧密相关。虽然向导先前已有过攀登经验，对该地地形比较熟悉，但是每一次攀登都是全新的体验，难免不紧张兴奋。要想探险成功，就必须具备必要的登山技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不幸。在这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探险过程中，登山队员们需要时刻高度集中注意力；松弛懈怠、判断错误和怠惰因循都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如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所说，教师就像登山学员，要学着联系身边的人和事。学员们都连在向导身上的同一根绳索上，在攀登过程中互相帮助。与之类似，优秀教师会将学生的口头话语和书面内容作为教学素材。同时，教师还会展开联想，根据课文内容设置历史背景，建立学科间的合理联系，增添与学生生活可能相关的情节以及发生在课室外的相关生活细节。
教学如攀登，并不是说它也会促使课堂笔记原封不动而变得陈旧泛黄现象的产生。的确，这个类比实际上一点也不倡导“填鸭式”教学。作为登山者的学生们在面临学业上的挑战时，他们必须上课前准备充分，为能在课堂上攀登下一最高峰，即考验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而做好准备。只有通过艰苦卓绝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学习，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才有可能接近教师的水平，也只有到那时学生才能开始承担向导的角色，率队攀登高峰。能帮助学员们做到这一切的只有胸有成竹、激情四射，同甘共苦的的登山向导，而不是销售员、演员和辩护律师。
为了鼓励和推动这样的登山体验，社会必须了解教学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艺术——它不仅仅是科研的附属物，也不仅仅是演员的独角戏，而是在向导带领之下的探险活动，目的是为了探寻那最令人激动却最鲜为人知的领域——思想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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