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1前提，我们必须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它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一个逆来顺受的阶级，却起义反抗了，可见，他们陷入了多么水深火热的境地，甚至于绝望，可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并不想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更无心推翻封建王朝，他们只求一口饱饭，一方安稳。

3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民阶级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是落后的小生产者，因此单纯的农民战争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是，在中国，农民阶级又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所以，虽然农民阶级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却必然以主力军的身份参与革命，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发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了成功的验证。 4其次，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路线，成为领导阶级的应该是这个阶级，可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由于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因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存在矛盾，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这就决定了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这些决定了它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又有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这些局限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它所领导的一系列运动都失败了。

5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与历史上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有著一些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在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强行诞生的，取得统治权之后曾任意驱使本国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使国家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而中国资产阶级则是由强大的国家政权出于改革的需要一手创造出来的，本质上是国家的一个经济工具，只能依附在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的羽翼之下。简单说，西方资产阶级崛起时，资本在权力之上；而中国资产阶级崛起时，权力在资本之上。权力在资本之上，或者说资本归根结底还是为权力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国家服务，注定了这个资产阶级只能是一个受控的、功能型的、暂时不具备独立阶级意识的阶级，一个没有政治之头、只有经济之身的资产阶级。

6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资产阶级也不可能作为领导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更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近代的中国，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市场已瓜分完毕，搞资本主义必须有的广阔市场以不复存在，中国已不具备走资本主义的条件，走资本主义是没出路的，康梁变法搞资本主义改良，孙中山、蒋介石搞资本主义革命都失败了就是证明。

7最后出场的也是这场历史剧的压轴——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诞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它具有三个突出的优点：一是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因而革命最坚决也最彻底；二是集中程度高，便于宣传和组织斗争；三是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有利于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力量的弱小而未能担当起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奠定了阶级基础。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引起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开始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无法领导革命取得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和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12农民阶级铺就的路，是一条重蹈覆辙的路，他摆脱不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和观念；资产阶级铺就的路，是一条弱不禁风的路，他没有勇气革命到底，没有力量突出重围；无产阶级铺就的路，是一条救国兴国的路，路旁没有鲜花，路面崎岖不平，却倔强的延伸到了希望与幸福的终点。 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启示

1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靠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才能完成。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斗争，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们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表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使他们的斗争成效甚微，都不能使中国摆脱被凌辱的半殖民地的命运，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不能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事业引向胜利，历史呼唤新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2 ．近代中国各个阶级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但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

地主阶级改革派是想在保持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技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结果失败了；洪秀全作为农民战争的领袖，提出了具有平均主义性质和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救国方案，也很快遭到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运用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结果也行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实践经验，制定了三民主义纲领，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是近代中国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成果，但这个方案在短时间内就破产了。

3 ．中国革命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个革命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总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们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利用宗教来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在革命发动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宗教既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自然也不能正确指导现实斗争。维新派是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进行维新变法的，虽然影响很大，结果还是失败了。孙中山借鉴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可见，在近代中国各个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中，一切旧的思想武器都败下阵来，都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有崭新的革命理论来指导。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可说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但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以失败告终？古今中外的史说、史论歧义纷乘。若将此段史实放到当时当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可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1，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不仅不是决策大失误，而且是历史大功绩；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失败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失误所能造成；3，导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三大客观因素是——悬殊的正反力量对比；强烈的政见落差和冥顽的思想障碍；缺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三大客观因素。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伟大的里程碑。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反动军阀所窃夺，孙中山意欲创建民主共和国家制度的革命目标和理想未能实现。有鉴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史称旧民主革命）失败的历史事实，古今中外对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的史说、史论，在关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必然会涉及对孙中山是非功过的评价。

在浩翰丰富的孙中山史论、史说、史作（指文学、影视艺术创作）各类文章作品中，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历史要义和伟大功绩，人们总的评价都是一致的；但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笔者以为，若从孤立的视角或者单纯的逻辑去分析，这样的论点和说法都顺理成章，似乎并无不当；但若将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放到当年当时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这样的论点和说法就失去客观性和准确性了。

一·让位于袁世凯是孙中山的历史大功绩

1911年的武昌起义，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策动清庭驻汉新军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的胜利震惊全国，南方各省军政要员在革命党人影响下纷纷宣告独立，促进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满清统治岌岌可危。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各省代表的拥戴下于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建立起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敲响了统治旧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当此时，腐朽没落的满清皇朝仍在北京苟延残喘，大军阀袁世凯任清朝庭总理大臣要职，手握军政大权，威胁革命政权的生存。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南北对话，在袁世凯公开答应“逼清帝退位”和“绝对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将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请看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袁世凯身为清庭鹰犬，手握北洋军重兵，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支持，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皆势雄力厚，武昌失守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汉阳，在英国领事策划下，与独立各省代表谈判，以“拥

袁当政”为条件达成停战协议，然后通电南京，以派兵镇压要挟临时政府；而当时武昌起义的成功，虽为黄兴等革命党人组织策划，却只是对武汉守军的一次策反，南方各省的独立之举更是一时的革命影响所致，并无明确的革命目标，即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也因缺少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加之财政窘迫和革命阵营混杂的立宪派、旧官僚的内讧捣乱，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势单力薄，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在此情势之下，假如孙中山硬着头皮抗袁，在南京一隅坚守临时大总统职位，维持民主共和新政，那也是以卵击石暂延时日，必遭袁军弹压，不仅可能导致革命政权崩溃坍塌、革命阵营土崩瓦解的不良后果，而且可能造成清庭傀儡长存、共和制度消失的可悲结局。正是伟哉孙中山，站在国情大势之高度，从民主革命之大局出发，利用袁世凯伪装“赞成共和”的姿态，以革命者的博大胸怀辞让大总统职位，先迫使袁签下谈判之约，实践逼清帝退位，继之又迫使袁在议会公开接受《临时约法》，不得不在表面上履行共和政制；唯其如此，才用一个“让位于袁”换取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和共和大潮有进无退的巨大成功，不仅为继续革命保存了革命党的有生力量，而且为民主共和思潮广泛深入民心开辟了道路，这正是孙中山审时度势为民主革命继续发展作出的一大正确决策和历史贡献。其让位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虽然篡权窃国野心得逞，一朝权势倾国，不仅实施假共和真独裁，甚至明目张胆地策划登基称帝，然而，随着其反革命复辟面目的大暴露，孙中山借机领导了护法运动和二次革命，全国各地讨袁呼声汹涌澎湃，加上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激化，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也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宣布“废除帝制”一命鸣呼了；这便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之决策正确和成功的历史明证。

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并非领袖局限性造成

华夏中国的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度或地区历史之显著不同之处，是代表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皇朝专制制度一直绵延二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封建皇朝历史上，虽多次爆发过被压迫阶级的农民反抗战争，但不是以起义失败告终便是以改朝换代为结局，始终不能撼动其皇帝独裁专制制度的根基；另外，虽也发生过几次旧封建知识分子从朝庭内部掀起的变法运动，希图进行封建制度的改革，但也总以变法失败或旧制度复辟告终，更难动摇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末落，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入侵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西风渐进”，催发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萌芽，一批具有新潮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渡洋求学，带来了欧美日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必爆发，而发动和领导这场革命的历史巨人正是孙中山。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皇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励”，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如若当时之中国，能够依持他的的理论学说、目标纲领和指挥路线付之实施，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将取得胜利，应当是无疑义的；然而，苹命的实践正好与之相反，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却一直障碍重重，举步维艰，屡战屡败，无力回天，最终半途而废，让黑暗的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境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一正反落差强烈的史实，成了古今中外孙中山历史研究领域绕不开去的重大课题。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领导人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种子尚未入土发芽，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不可相提并论，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与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 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无法同日而语。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伟哉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

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蒋介石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跚跚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三大客观因素

那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为什么失败了呢？如若从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他的革命实践，就会自然而然地寻觅到一些比较客观的、准确的结论。

首先，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呈现出的是国弱家贫、民怨沸腾、外敌入侵、国门初开、封建皇朝专制制度根基动摇的时代特征。然而，腐朽没落的满清朝庭的统治虽然苟延残喘，但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根基尚在，让它退出历史舞台决非易事；而且，封建大军阀袁世凯手持重兵装备精良，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成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便是清庭鞭长莫及的南方诸省，也是诸候称王军阀割据，致使革命党人散兵游勇式的武装起义难成大气候。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一大客观因素。

其次，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中国社会民众物质上的赤贫和苦难，绵延千年的封建旧礼教、旧意识、旧文化、旧风俗更造成国民思想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愚昧。随着帝国主义外敌的入侵和思想文化上的“西风渐进”，虽然促使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则研读洋书、或则出洋考察，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中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极大多数人带来的是无关大局的“君主立宪”改良方案或半生不熟的“共和主张”；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则背负着根基深厚的旧封建意识，低头求生抬头看天，难与“西风”为伴；因此，高处不胜寒，孙中山独树一帜的“反封建、倡民主、建共和”的先进革命思想，不仅需要面对清朝庭的镇压、旧官僚的声讨、复古派的挤兑、改良派的论战、立宪派的诘难，同时还需面对社会大众的无动于衷和革命党内部的分歧纠纷，陷于孤掌难鸣的险恶境地。强烈的政见落差和冥顽的思想障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另一大客观因素。 再次，世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断巩固发展，是得益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兴旺，尤其是得益于十八世纪成功的工业革命驱使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新兴的经济基础造就了新兴的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了基础条件和生存土壤，因此，资产阶级的新兴军事力量打垮封建贵族的没落势力、资本主义新兴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贵族旧式的独裁专制制度，就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必胜无疑。然而，在我们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表现为制度上的残暴、政治上的顽劣、经济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凝固，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更形成了生产力的凋败和科学技术上的滞后，直至十九世纪末叶，华夏大地上尚未出现西方式的工业革命；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对外通商口岸的打开，虽然出现了民族工商业的幼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迟缓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稚嫩和软弱，而国家经济的命脉仍然掌握在封建官僚、军阀和买办资本家之手，纵观清末民初的中国，实际上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的革命先天就缺乏阶级的基础和生存的土壤；缘于此，革命先驱孙中山虽然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学说、制订了资本主义的共和制度和目标纲领，但这些理论学说和目标纲领却疏离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实质，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担当起革命主力军之重任，致使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既无深厚的阶级力量的积极参与，又无强大的革命后盾的财政支持，只能依靠革命党人一时一地的零星起义和孤身奋战，要想从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命脉的皇朝余孽、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外侵势力手里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新制度，无疑是勉为其难无法实现的了。缺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第三大客观因素，而且是关键性的致命因素。

综上所述，孙中山所处时代中国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所存在的三大客观因素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先进，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这也是历史的不争事实。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① 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成为了中国的“太上皇”，是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② 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 ③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开始瓦解，但仍是中国社会主要的经济基础。④ 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 ⑤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且支持封建势力，连年的战乱不断，造成中国实际上长期不统一，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极端不平衡。 ⑥ 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是最主要的矛盾。

4、近代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 ①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②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

新、旧民主革命的异同及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 ： 1、异同：

共性：基本动力一致；基本对象一致；根本性质一致。

不同点：领导力量不同（是根本的不同——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指导思想不同；前途不同；世界历史意义不同；时代条件不同。 第五，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不同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的阵线上来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近代中国革命怎样实现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剧烈变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它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导致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有：

(1)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3)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这些因素构成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国际环境和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条件，促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从而使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

① “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仍然需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阶级。 ③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④ 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国际环境。 ⑤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生和新旧民主革命的转变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和基本矛盾 1、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大国，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本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国，沦为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原有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初步的发展，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变为有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的半封建社会。

一、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主权开始遭受严重破坏，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发展。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国家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百年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2、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使中国在实质上丧失了从前完整的主权国和独立国的地位，但在表面上，它仍然保持着独立国的形式。

第二、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四、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 ，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五、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3、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二）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生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斗争及其尖锐化的结果。

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余年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戊戍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担负不了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任务，改变不了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需要新的阶级政党来领导，需要新的思想指导，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也就成为必然。 （三）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1、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及后来多次斗争的失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军阀对内独裁专制，卖国对外投降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预示着新的革命的发生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而唤起的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的新觉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又使得中国革命实现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成为可能。

2、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实现

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实现是通过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立而完成的。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发生了在本质上有别于过去八十余年的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一批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运动的指导力量，五四运动因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有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1、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新民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完整的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的政策，这条总路线，正确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领导权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民族压迫是最大的压迫，是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因而它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剥削制度剥制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官僚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豢养，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相结合，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成为买办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并构成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官僚资产阶级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之一。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 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领导\"，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呢？

第一、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资产阶级应当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中国资产阶级也确曾为此努力过、奋斗过。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中国革命客观上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正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第二、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也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自身优点决定的。

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彻底的革命性，高度集中，容易团结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三大特点，这些优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第三、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条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要求。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实质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能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能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始终站在革命运动的最前头，把革命一步、一步引向胜利。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中的\"人民大众\"，指的是革命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 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是革命力量之一，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对建的勇气。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顺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它又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领导权不再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革命的指导思想不是两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义革命也不相同：革命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革命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保护私有财产，革命的结果是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这是因为：

第一，无产阶级领导着这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已不允许中国革命胜利后再走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不允许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社会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的比重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建立）比资本主义因素有更迅速的发展。

整个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如文章中上篇和下篇的关系，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旧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不同，那种旧民主主义共和国不适合中国国情，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也不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过渡形式，将来必须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但目前这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性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特点和主要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以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1．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民族危机深重的必然产物 2．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的必然产物。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严重阻碍了中国新生产力的发展。 地主阶级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盘剥，激化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同时随着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准备了主观条件。

相关知识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1．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 （1）这是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证明，农民阶级由于其小生产者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都不能担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领导任务。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足以说明这一点。 （2）这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优点和特点决定的。

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的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富于组织性纪律性的阶级，是最进步的接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其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由于他们大多来自于破产的农民，和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易于结成工农联盟；他们人数虽不多，分布却相当集中，便于组织起来。

2．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进行领导

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之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3．分清敌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时期，由于革命的主要任务有所不同，主要矛盾有所不同，革命集中反对的主要敌人也有所不同。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和站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反共剿共的帝国主义势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高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而需要同国民党以及美英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

（2）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这里主要指城市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因而不能划到资产阶级队伍中。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他们的政策两面性，既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相关知识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民主革命。这是因为：

(1) 革命的性质是由革命的任务决定的，而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反帝)和人民解放(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因而它首先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它又是新式的、特殊的民主革命。它有了新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它发生在俄十月革命以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它有了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它有了新的前途(社会主义)：它有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帝反封建的明确指针)；它有了新的革命方法。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实际上是怎样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者的关系问题。 (1)“两步走”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认为中同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

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2)“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这一观点的错误在于：

一是把中国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相联的阶段割裂开来，没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进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二是这种观点自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和进人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保证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

(3)“毕其功于一役”这一观点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依据：革命性质主要是由革命任务决定的，而革命任务则是由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的。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一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

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那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民主，这两大任务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

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影响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侵略、 反封建。无论是反侵略，还是反封建都是争取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一目标的实现一般地是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的，因此近代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又称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产生的滞后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此在20世纪前期，无产阶级介入了民主革命，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了新、旧之分。其分界于1919年五四运动。

近代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一大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现在中国人民正在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

如何理解人民民主专政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主要成果?

因为封建改良失败了，资本主义革命的果实也送人了。只有共产主义成功了，而共产党政权是人民的政权。

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革命斗争，用一句话来概括，是惊心动魄，艰苦卓绝，各种力量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从文化方面看，我们又能够从中读出一些什么来？

清朝垮台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朝代的垮台，而其实就是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和与之相应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总垮台，总清算。因此，清朝垮台之后，中国的整个社会，从最上层王公贵族的遗老遗少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以及横向的地区和民族，都需要重整，在新的结构和价值体系下再行粘合。这中间，传统的，国外的，现实的利益与知识等，都是资源和手段，当然也是参与斗争的方面。

但是这个垮台或者是崩解是如此的彻底和重大，一时间，要为如此规模的一个社会和文化找到一个新的结构甚至是方向，确实是不容易的。因此，从清末以来，不少的有识之士都为此做过努力。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其中两个比较杰出的代表性力量。 国民党早期的胜利及共产党最终的胜利都说明了政治的重要性。政治就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精尖的文化。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有实力的军阀很多，但是起初并没有军队的国共两党则先后脱颖而出，主要是依靠对社会发展方向、社会各阶级、各种力量对比、对它们的关系的轻重缓急的正确的分析并形成正确的政策。一个社会要有先锋队，它们可以宣传和发动应该觉醒的群众，它们在实施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是基本的骨干力量。孙中山缔造国民党的时候以三民主义武装党员和军队，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代就尝试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正是这个时候将军石则取缔了军队中的党组织），这些和北伐的胜利、国共力量的彼消此长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我没有深入研究的能力，但是党政军的关系其实是大有学问的。看来讲政治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尤其是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政治会议一种近乎极端的面貌出现。

近代中国革命爆发因素简析

近代中国革命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有个前提——即在近代。

革命，即采用暴力促进社会制度的改变；改良，即无暴力而使社会制度改变；起义，即采用暴力而未改变社会制度。革命，包含两个因素，即暴力和社会制度的改变。

战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高手段。革命也是一种战争。革命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革命的建设性远大于其破坏性。 对以上两点，下文作具体分析：

革命是一种需求要满足的手段。那是什么需求非要使用革命的手段呢？是中国在近代变了，中国在近代没落了，它需要复兴、需要崛起。那怎么才能让中国崛起呢？近代中国人民尝试了起义，尝试了改良，但起义失败了，改良也没成功，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革命。

革命是最后的选择，也是最佳的选择。革命是最彻底的，更是最有效的，尽管摧毁力比改良大。 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性质改变。

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按历史基本的轮回，人民会起义推翻腐朽清王朝的统治，也很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王朝。但西方的殖民侵略使中国人民更受剥削。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不得不担负起改朝换代更要改变社会性质的光荣使命。革命是他们完成历史任务的最佳选择。 社会性质的蜕变需要有革命者用革命的手段使社会性质向好的方向改变。 革命的基础在于群众。

中国有广大的贫苦群众。如果中国当时全国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生活富裕（“富裕”指至少达到地主的生活水平），革命是很难发生的。革命必然带来破坏，有多少生活安康的中国人愿意放下安逸日子而砸锅卖铁去闹革命，这不是败自己的家吗？但事实是，中国吃不饱饭的人不计其数。李瑞环曾说过：吃饭问题是中国的第一大问题，“饭”的半边是个“食”字，没有“食”，人民就只有选择另一半“反”了。当时的中国穷人太多太多，于是革命有了坚实的基础。 革命的时机与时间。

自从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革命”之词便成为中国这一时代的街头巷议的时髦词。革命从此也一发不可收拾，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革命规模空前绝后。把整个中国的天翻了一面，地覆了一转。 有人说这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大力提倡的结果。孙中山是有改良转向革命的，这个观点的改变，难道仅仅是由于李鸿章没有接见孙中山吗？难道说，如果李鸿章接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就不会革命了吗？难道孙中山不革命，中国就没有人起来革命了吗？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个时代的主要课题是革命，它需要有人来革命。于是才有孙中山扛起革命大旗。也正因为有孙中山等一批革命者，革命才以海浪般不可阻挡之势推向全国。正如礁石无法阻挡江水滔滔东流的豪情，冬雪无力阻止春天翩翩而至的脚步；世上也没有谁能阻碍历史浩荡前进的车轮。 革命相对于改良、起义而言，能够彻底地解决改良和起义解决不了的问题。

纵横古今，出入中外，这样的例证屡见不鲜。西方国家（政治意义上的“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无非也就两种方式——改革与革命。日本、德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改革不彻底也很难彻底改革，因而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也让军国主义苟延残喘，日后近乎毁灭人类的战争不得不说与他们的改革相关。而法国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颁布《人权宣言》，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在较彻底地破坏掉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对于中国来说，革命最大的贡献在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在于改变了中国普通百姓的观念特别是传统观念。民主革命使中国跳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逐渐摆脱了落后的面貌，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恩格斯曾说：“传统是一种惰性。”革命，正是改变了人民某些糟粕的传统观念，灌输了新的思想。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在中国，没有谁能再稳当皇帝；第一次提出主权在民，为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不再依附地主，把等级观念颠覆。人民在新观念的指导下建设新社会。

革命也有巨大牺牲。但正是有了这些牺牲，正是有了愿意作出这些牺牲仁人志士，才有了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才有了近代悲壮辉煌的革命。

这个时代最后的革命群体于革命胜利结束后在一块纪念碑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闭关政策”的含义：“闭关政策”是明清政府实行的严格限制对外交通、贸易的外交政策，包括对来华外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华夷交往等作出限制，实行“禁海”。但是仍留有广州一带同外国通商，因此，要注意这里的“严格限制”不等于“绝对禁止”。

2、“闭关政策”实行的原因：首先，“闭关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并昏睡在这种自然的庄园中，他们既昧于世界大势，又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其次，“闭关政策”是清朝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由于满清贵族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斗争，满清统治者便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

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同时，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也是明清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的客观原因。

3、“闭关政策”的影响和评价：清政府试图通过“闭关政策”，对内加固自身的统治，对外进行民族“自卫”。这种政策作为一种消极防御的手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日益迫近和愈加狂暴，曾起到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更大的影响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严重阻碍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日益落后于西方；它“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没有发生大的变动；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中国 仍然是清朝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只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 科学技术，并且很快失败；外国资本主义设备的引入，反而通过战争和资本输 出在中国继续掠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其缓慢；③第三次科技革命时，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敌视、封锁、包围，中国没有发展科技革命的和平环境， 也缺乏正常的交流；建国后受苏联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影响，“左”倾思潮泛 滥，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教育发展经常受到冲击，科学技术失去了发展的 好机会。

原因之一：我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封闭状态。其实，我国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已经在尽力扩张我国的领土了，而且打败及消灭了许多威胁我国安全的割据势力。当时，我国的东部、南部已经包括了很长的海岸及其许多岛屿，西部已经包括了西藏高原及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北部已经包括了极为辽阔的沙漠地区。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周围基本上已经是穷山恶水，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统治者不愿意再向更广的方向发展，闭关锁国了事。

原因之二：当时的统治者思想狭隘，胸无大志，满足于已有的领土面积。那时，中国的领土面积确实已经很辽阔了，周围全是偏僻的小、弱、贫国，几乎不存在什么外来的威胁。世袭的统治者只想保住既得利益，坐享其成，不愿意再冒险，去开疆拓土。那些统治者宁愿在庭院里舞弄风骚，在朝堂上勾心斗角，对拍马屁者施以小恩小惠，对老百姓施以愚民政策，也不愿意在自己强大的时候，组织天下的有志之士，抢先统一别国，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结果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原因之三：郑和远航带回来的错误信息。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他去了很远的地方，拜访了许多国家，发现到处都比中国落后，当他把自己在海外的所见所闻带回国后，使许多国人形成了极为错误的观念，看不起外国人，盲目地妄自尊大。这种错误观点影响了国人几百年，也影响到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他们认为闭关锁国可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地位。直到有一天，外国入侵者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我们才清醒过来。

原因之四：统治者治国理念腐朽。当我国在各个方面处于全面领先的地位时，统治者自认为会永远强大，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都在发展，只是发展的速度不同而矣，地处偏远的贫弱小国也有机会发展壮大。而且，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采用闭关锁国的政策，有意封锁国内外信息的相互交流，扼杀国内知识分子的活跃思想，只给他们一条死记硬背的出路，学一脑子之乎者也，做一个目光短浅的愚忠之臣。另外，统治者认识不到科技水平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只知道让能工巧匠去建亭台楼阁，终日雕玉镂金，而不知道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原因之五：统治者害怕军人的反叛。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军队造反的事情经常发生。除非是强有力的统治者，否则，面对本国强大的军队，统治者自己反而会感到害怕。因此，许多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控制、限制本国军队实力的发展。对守卫边疆地区的军队，统治者往往显得更不放心，而那里的军队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是无法向境外挺进的。统治者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可以最大程度地约束军队的活动，使他们无法主动地向境外发展。近代统治者与军队之间的勾心斗角，至少使我国损失了二百年向外挺进的时间。

闭关锁国的后果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落后了，使我国的军队在多次的反侵略战争中被打得一败涂地，使我国的老百姓受到外国人的肆意侮辱，使我国失去了许多来之不易的土地。分析当初闭关锁国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分析前人的过失，更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现在更好地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更高地举起了“为民”的旗帜，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

1、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是在党的第三代领导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丰富的亲民、为民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党的第三代领导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坚持和继承了邓小平的为民思想，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为民思想，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一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纲领、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二是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的论断。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

三是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四是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群众观。包括“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不断实现民利”的论述；“从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入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论述，等等。

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为民思想的过程中，在提出和阐明上述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基础上，形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

确立执政新理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邓小平的为民思想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始终不变的宗旨和我国社会的不断文明进步。确立新的执政理念，对于进一步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预示着国家文明强盛、人民全面小康的美好前景。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

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难探索，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人民十分珍惜并坚决维护这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人民争取和发展民主的道路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这条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而且正在逐步实现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正在不断健全、完善和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人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一、符合国情的选择

人类几千年政治文明史，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要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是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进步要求的选择。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着与古埃及、印度、巴比伦文明并称于世的灿烂文明，为人类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她的历史传承之久远、文化形态之完整，为世界所公认。 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直到1840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一次又一次侵华战争，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衰败，才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后的近110年时间里，中国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掠夺的对象。中华民族危难深重，外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根本没有民主权利。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起反抗，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在救亡图存运动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经把目光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中国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后试图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等，并没有实现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时人悲愤地感叹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思考着、摸索着、奋斗着。

中国人民从艰难曲折的探索和斗争中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以新思想新理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领导中国人民找到这条新道路和建立新制度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1921年，一批接受过民主与科学思想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进入了彻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经过长达28年的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民主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并先后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实践和组织形式，创造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这些与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制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并得到人民的拥护。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按照民主原则共商建国大计的一次重要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中国人民开始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自下而上地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此前经过全国人民广泛讨论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制度，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到1956年，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

的严重错误，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经历了严重挫折，留下了沉痛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领导人民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时期。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共识和前进指针。 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著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不断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历程

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一样，民主政治建设历经曲折，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步入了健康发展的光辉大道。回顾半个多世纪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基本可划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之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国民党在全国的独裁专制，建立起新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确立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

第二阶段：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召开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创建时期。经过5年的实践和1953年各地的普选，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从而标志着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这部宪法所确定的我国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纪元。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确立了一系列重大的指导方针。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创时期。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付出艰辛努力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制度遭受严重破坏。自1965年1月至1975年1月的10年间，没有开过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形同虚设，人民的基本权利被随意摧残，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大民主”被推崇至极。

第四阶段：“文革”结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恢复重建时期。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恢复。1978年2月召开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并颁布了新的宪法，重新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第五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深刻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