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窦娥冤》创作的时代背景分析

元曲《窦娥冤》创作的时代背景分析鲁海燕（中共思南县委党校 贵州思南 565100）

一、关汉卿及其《窦娥冤》简介

关汉卿，元代戏剧作家，与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据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单刀会》等。关汉卿也写了不少历史剧，《单刀会》、《单鞭夺槊》、《西蜀梦》等，散曲今在小令40多首、套数10多首。他的散曲，内容丰富多彩，格调清新刚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据《析津志辑佚·名宦》曰：“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同年6月28日晚，国内至少100种不同的戏剧形式，1500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外国人称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关汉卿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的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慷慨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

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反抗斗争的主旋律。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包括：楔子：女主角窦端云自小因为父亲窦天章无钱还债，被送到蔡家当儿媳妇（即童养媳），改名窦娥。

第一折：婚后不到两年，窦娥丈夫去世；窦娥与蔡婆相依为命。蔡婆向赛卢医讨债，不成功之余反而更差点被勒死，恰好获张驴儿父子俩所救。不料张驴儿是个流氓，趁机搬进蔡家后，威迫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严辞拒绝。

第二折：蔡婆想吃羊肚汤，张驴儿想藉毒死窦娥婆婆而霸占窦娥（张驴儿以告发企图勒死蔡婆之事威胁，向赛卢医讨来毒药），不料反而被父亲误吃、毒死了父亲。张驴儿于是诬告窦娥杀人之罪。太守桃杌严刑逼供，窦娥不忍心婆婆连同受罪，便含冤招认药死公公，被判斩刑。

第三折：窦娥被押赴刑场。临刑前，窦娥为表明自己冤屈，指天立誓，死后将血溅白练而血不沾地、六月飞霜（降雪）三尺掩其尸、楚州大旱三年，结果全部应验。

第四折：三年后，窦娥的冤魂向已经担任廉访使的父亲

收稿日期：2020-05-12

控诉；案情重审，将赛卢医发配充军、昏官桃杌革职永不叙用，张驴儿斩首，窦娥冤情得以昭彰。最后窦娥的冤魂希望父亲窦天章能够将亲家蔡婆婆接到住所，代替窦娥尽孝道，窦父应允，全剧结束。

二、《窦娥冤》创作的时代背景

了解一部作品，首先要了解其创作的时代。了解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

1.元代民族特征和民族政策

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然统一了中国并且扩大了疆域，但寿命很短，仅十帝八十九年。元朝统一后，将其统治范围内的人民分为四个等级：一为蒙古人，二为色目人（西域与欧洲人），三为汉人（北部汉人，契丹女真人），四为南人（黄河以南的汉人）。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申汉人田猎之禁”。还载有禁止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重者处死，轻者鞭笞。废除科举，尤其是堵塞汉人知识分子言路，断绝汉族文人的仕途。

元代官僚、豪绅、喇嘛三位一体的残酷统治，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使得生存空间极其恶化，斗争也异常尖锐。统治阶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为所欲为，专横强暴，骄奢淫侈。下层人民有的义愤填膺，揭竿而起，有的是逆来顺受，苟且偷安，得过且过。身为底层社会的关汉卿，以中华文人的一贯视角透析社会，以个人微博的力量，揭露社会黑暗，企求上苍有眼，明察秋毫，惩治邪恶，盼望清官伸冤，明镜高悬。《窦娥冤》深刻的揭露元代黑暗的统治与民不聊生的一幕幕情景：残酷的高利贷、混乱的社会秩序、腐败的吏治等等。种种境遇让作家把矛头直接指向上层建筑的昏庸无能与对下层民众的残酷统治与盘剥。窦娥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悲剧不是她的性格所致，是由于道德上的完美和情感上的坚贞。《窦娥冤》第四折窦娥冤魂复仇，窦父平冤给本以为可以结束的剧本增加了更强的悲剧色彩。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正义不能伸张唯有寄托在那不可信的鬼魂复仇和清官政治，从这一折来看更加的体现了元代社会和法律的苍白和人民的痛苦。这一折是窦娥精神的延续，生不能伸冤死也要复仇，她是第三折法场指天骂地立下三桩誓愿的必然发展，同时也让她的性格更加丰富极富民族色彩。

元代的民族政策激起了很多民族的反抗，《窦娥冤》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至元到大德这个统治时期是元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元代废科举长达八十余年，而就是在这个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斗争不断，其统治阶层的不稳定加重了民众的痛苦，残酷昏庸的统治使社会治安不稳定，经济文化处于一种凋敝和低谷，这种“奇特”的统治使其在历史舞台的寿命仅仅维持了百多年。蒙古贵族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定都北京一直都在进行着武力扩张，使国家穷兵黩武，南人和汉人背负了众多的税收和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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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下）国内刊号 CN61-1499/C一带一路文化艺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民族政策和残酷统治，产生巨大的民族矛盾，造就出了一幕幕社会惨剧，同时也让我们在悲剧的氛围里还原了历史真实面貌。窦娥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她的死，一是由于社会恶势力的直接迫害，二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贪官污吏的残暴，三是高利贷的残酷剥削也是造成窦娥命运的重要根源。透过屈死的窦娥，我们看到作者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从这个意义上讲，《窦娥冤》无疑是我们认识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所谓管窥一豹，透过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已经不难想象元代社会腐朽反动落后与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2.元代对文人的轻视与压制

元代是中国散曲发展的黄金时代。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元散曲几乎取代了同时代诗词的传统地位，与戏曲（主要是杂剧）一起统治了整个元代文坛，成为一代之文学，名家辈出，名篇如云。元曲的兴盛与元代特殊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司马迁看来，历史上伟大作家作品的产生都是由于作者“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当作者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政治抱负或远大理想时，唯有借著述来抒发他的“愤懑”不平和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的“发愤著书”说说明了作家只有以充沛的、强烈的思想情感，才能写出得以传世的经典之作。这一见解，对于封建社会中的作家们是一个重要的鼓舞和启示，并且恰恰在元代得到充分证实和体现。

游牧部落出身的蒙古族征服者们，对于华夏文明所知甚少，入主中国后仍然按照他们的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元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十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即原来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地位最为低下，包括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元政府还依照不同职业的性质，又把帝国人民分为10级，分别是官、吏、僧、道、医、工、匠、妓、儒、丐。由于在元朝统治下广大汉民族的儒生学士横遭民族歧视，加之仕途阻绝、经济困乏，其社会地位便一落千丈，乃至与娼妓、乞丐同列，时有“八娼九儒十丐”之称,造成了无数的时代悲剧。也正由于汉儒学士在元朝摧残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人民灾难无以解救却又无力抗争，再加之元朝官场黑暗，吏治腐败，致使正直文人望而生畏、不甘同流合污。因而，在这样的屈辱环境之下，不少文人仕子只能用犀利的文字来渲泻内心的悲愤。关汉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窦娥冤》，这部作品紧扣当时社会现实，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在剧中成功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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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典型。剧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是最具有震撼力和典型意义的。通过这部戏剧，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愤恨。

元代统治者将读书人从云端打落凡尘，这也促使读书人也与市民阶级融为一体，让他们感受到了平凡人的苦与乐、喜与悲，他们不由自主地为民发声——即使落入凡尘，但手握纸笔的文人们依然掌握着时代的话语权。他们的作品少了清风秋月的高雅，却多了反映现实、贴近生活的笔锋力度。他们远远离开了历代士人题制迎合的无病呻吟，他们散曲中的每一个字词都有其深厚的情感蕴藉。

元代文人所处的生存环境，身前是上天无门，身后是无从追溯，让他们感到深深的无力和迷茫，反抗的怒骂或者被迫的沉沦，都无法宽慰己心，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像前代经历现实打击的文人一样，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隐逸。在元散曲中有大部分作品是表现隐逸情趣的。但元散曲中的叹世归隐又与前代大相径庭，相对于前代文人士大夫的归隐山林，元代文人往往选择“市隐”。元代有近八十年不设科举，大批士子为求谋生，在勾栏、瓦舍中遍寻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成为“书会才人”、“书会先生”，不惜“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既然元代一众读书人皆被打落凡尘，那么必然要同历人间疾苦，待得一日“位列仙班”“修成正果”。

但散曲终究还是文人诗歌，貌似乡俗俚曲，实质则透出了读书人的清高孤傲。古人对于散曲的语言风格有一种非常生动的说法---“蒜酪”，陈炎在《中国审美文化简史》中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此种比喻：“形容的是一种通俗、豪放加上泼辣风趣的语言风格，此种语言风格与宋词的典雅、细腻和含蓄是截然不同的。”“把属于文人的潇洒之趣说得俚俗诙谐，把心中郁愤的情绪表达得酣畅淋漓，此种即属于蒜酪之味”，可谓恰如其分，淋漓尽致。

元散曲无论从创作群体、创作思想、内容以及语言风格而言，都积郁着元代知识分子面对时代更迭、社会政治剧变以及个人地位遭遇而产生的一腔勃勃愤懑之情。这种情绪是元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也只有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才可能产生。也可以说，只有在元代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才会产生散曲这种与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相异的文学样式。

参考文献：

[1]姚大怀.谈谈《窦娥冤》的诗歌品格[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7(05)

[2]金连莲.论《窦娥冤》的思想倾向及悲剧价值[J].克拉玛依学刊，2012(02)

[3]路云亭.论窦娥形象及剧场性意义[J].山西大学学报，2007

作者简介：

鲁海燕，女，贵州思南人，中共思南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