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２００６年５月 第３８卷５月号 学术月刊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ｙ．，２００６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５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历史学） ・史学理论・ 历史比较研究理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西方中国学著作不断呈现在中国学 者眼前，中国史学界改变了曾经一度淡化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 倾向。不仅越来越重视之，并且还由此引发了“历史比较何以可 能”的理论讨论。 目前，中国学术界针对历史比较研究展开的逻辑过程所进 行的讨论。存在着两种思考路径或者说两种理论取向：一种以天 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庞卓恒为代表。从本体论和方法论 的层面出发，强调历史比较是一种研究方法，其功用就在于发现 某种科学规律。庞卓恒认为，根据“密尔五法”进行的比较研究 只能得到或然性的经验规律。而不可能是因果必然性的科学规 律。为此，必须以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作指导，也就是在马克 思阐述的劳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特性这一唯物史观的指导 下，才可能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种则以北 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刘家和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陈新为代 表，他们从认识论的层面出发，反对把比较视作一种历史研究方 法。以及由此衍生某个特定的历史学科领域的想法。他们在思 考西方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强调历史比较要 遵循具体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充分考虑可比较的逻辑前提，也 就是说历史比较除了具有其他人文学科领域内比较的“共时性” 特征以外，还同时具有“历时性”特征。由此可以推导出，在逻辑 上，“历史的”比较是不可能的，只有“历史地”比较才是可行的。 在刘家和和陈新看来，根据“不可公度性”理论强调历史情境的 真确存在导致范式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这一事实，但同时也并 没有忽略它们之间还存在某种连续性与共通性，而连续性与共 通性成为它们之间比较、交流和理解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它对 历史比较研究的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最终，他们在解读该 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 度性的统一。即必须同时揭示考察对象的异与同，并以对异的感 知作为抽象出同的前提。第二，在比较研究中，不能由比较对象 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第三．比较 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 念层次而变化；因为在比较研究中，可否公度所牵涉的最根本问 题就是逻辑上讲的本质定义，即种概念加属差的问题。比较项 会随着种属外延的不同而显示出可公度性和不可公度性。第 四，比较研究意在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比较 ・】５６・ 就没有认识；比较往往在于通过寻求与他者的差异与同一，从而 阐明自我的本质，明辨自我的身份。第五，事物的本质并非外在 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而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ｔｔｚ就是说， 研究者预设了某个核心概念，用它充当本质定义的种概念，并围 绕它建构起一个概念框架，以此解释比较对象，在它们之间建立 起沟通的桥粱。第六，比较研究必须以某种认同为基础。同时意 在形成新的认同，但这绝不意味着追求一种毫无差异的认同；相 反。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为了更 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的合法性，他们选择布洛赫的历史比较经 典著作《封建社会》进行说明。 除了从逻辑推演的层丽上论证历史比较的诉求及“何以可 能”之外，许多学者也从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经验层丽出发，把 历史比较视作一种研究方法，指出了当前学界中西历史比较研 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许多学者都 认识到。由于比较研究者和中西历史都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是 不争的事实，从而导致比较研究存在很大困难。尤其是前者，往 往导致比较研究掉人无意中设置的陷阱。因为比较者在所处社 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下，并且常常从自身学术经验出发，自 觉不自觉地把比较研究推向一种中西方思维对立的境地。另 外，比较者没有意识到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某些概念的内涵性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一重要事实，把产生于某一特定时空的 概念随意安放到另一种历史场景，从而抹杀了比较对象历史发 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最终阻碍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接近。故 此，比较要求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不仅要从 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而且还要全面 了解比较双方的历史进程，仔细研究原始资料，才能在比较中深 刻地认识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坚持历史比较应该遵循一定的 规范与理路，强调“个案”研究是比较考察的根本基础，为此，研 究者拥有坚实的中西历史知识和理论基础是第一必备条件；此 外。比较研究者还应该摒弃单向度的、片面的做法，在全面批判 现有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遵循唯物史观辩证比较的学术 理路，充分认识中西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统—性，自觉地运用理 性思维分析中西历史的异同。 也有学者提出。历史比较是否可行的前提条件有两个：其一， 比较对象之间必须是可以借鉴和移植的，即微观意义上的比较才 是可行的；其二。宏观的历史比较研究则需要引入能够超越时空 局限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才是可能的。 主要参考文章： ①庞卓恒：《察同察异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戢《史学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刊》．２ｏｏ５（１）；②刘家和、陈新：《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 逻辑》，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套科学版）．２００５（５）；③邹兆 展：《历史比较与西欧封建社会研究——访马克矗教授》，栽《首 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ｏｏ５（５）；④孟广林：《中西历史 比较的规范与理路》，栽《史学月刊》，２ｏｏ５（１）；⑤昊莉苇：《比较研 究中的陷阱——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殖民地事业）》，栽 《吏学月刊》，２００５（６）｝⑥彭小瑜：《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否可 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栽 《吏学月刊》，２００５（１）。 （陈茂华） ・中国古代史・ 一、关于长沙走马楼吴简的解读与研究 长沙走马楼昊简于１９９６年ｌｏ月惊现天日，将近ｌ４万枚， 内容宏富，弥足珍贵，在国内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轰动，持久不 歇，同时受到日本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日本、中国相继成立“长 沙昊简研讨班”、“昊简研讨班”，对昊简进行整理、解读和研究。 王子今对昊简中出现的舟船属具进行释读 认为孙昊时 期的帆船为单桅单帆船，并推断当时湘江水运已经使用排水｜冒｝ ７Ｏ吨至ＩＯＯ吨的船舶，而该船的满载排水量可能达到１３ｏ吨。 刘家军认为．《走马楼昊筒・竹简》中的私学限米、还民限 米、叛士限米、佃卒限米等与屯田限米性质不同，前者是依附于 户人之下的各种身份的地租，而后者则是政府有组织的屯田地 租。 于振波认为，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相关的“调”，主要有 如下四种用法：第一，表示调发、调度；第二．官府出钱采购所需 物品，有时也称为“调”；第三，作为赋税的泛称，“租调”、“赋调” 频繁出现于史籍；第四，表示苛捐杂税。孙吴的“调”，情况比较 复杂，部分是对东汉制度的沿袭，与曹魏的户调不同。曹魏的户 调具有统—和减化税制、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的目的；而杂 调下按户征收的昊“调”则有横征暴敛之嫌，只会激化社会矛盾。 还认为，吴简中的户品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和“下品之下”一 个品外等级；昊简中的“调”与户品无关。同时指出，当时即使有 按户或者户品所征收的“调”，也是苛捐杂税之一种。 于振波认为，吴简中奴婢残疾率明显高于户籍总人口的残 疾率，表明残疾患者的存在既有自然原因。更有社会原因。经统 计，所公布的１万枚竹简中，奴婢仅占１．８１ ，可推断孙吴长沙 地区私奴婢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５ 左右，因而认为普通编 户齐民中私奴婢数量极小，无法取代普通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 主导作用。 于振波还认为，私学与官学相对而言。吴简中的私学当指 儒者以私人身份招收的学生，还包括虽游于学官但不在正式员 额之内的学子。求学者没有必要脱籍逃亡以获取私学的身份。 当地政府对于身在异乡的私学另册登记，与普通民户区别对待。 私学参加屯田，并交纳限米，同时免除其他赋税徭役。私学不可 ◇信息综览 能成为高门大姓的依附人口。 黎虎对昊简中的“军吏”进行研究。“军吏”在先秦时期系 “军帅”，具体指从最高级“军将”到最低层“伍长”的各级军官，所 统为士卒。“军吏”与士卒的关系泾渭分明 战国时期“军吏”的 层级向下面转移，逐渐指“军将”以下的中下级军官。“军吏”之 间出现“将”“吏”分层。汉代时期的这种分层更为明显，校尉为 将军和军吏的分水岭；此外，军府中的各色僚佐悉为“军吏” 魏 晋南北朝承袭汉制，也以将军统领下的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僚佐 为“军吏”，不过将军和军吏的分层在该时期变得模糊。吴简中 的“军吏”大概指军中的下层官吏 他们与其他编户齐民一起编 入基层户籍，且被统一排列户等，在经济上同样享有“名田”的权 利和赋徭的义务，在政治上同样都有被赐爵的权利。“军吏”在 昊简中的六种“吏民”中，各种待遇和地位等于或者略高于普通 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复民”、“吏”。“军吏”的户籍无论战 时还是平常，一直存于乡里，并要租佃土地，缴纳赋税 另外，还 对高敏的观点提出异疑，认为吴简中的“军吏”与刘宋时期始兴 郡“大田武吏”无必然联系，后者是地方武装性质的“兵”而非 “吏”。 黎虎一反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存 在独立于民户之外的“吏户”。他通过对吴简及相关文献资料的 解读，认为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吏”与秦汉时代一样，与“民”编 制于乡里，同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吏民”并非以往所认为的普 通农民（民）和政府官吏（吏）．而是包含编户于乡里基层的各色 人等。“吏”与“民”错杂居处于同一“丘”中，吏民在各种统计和 上报材料中混同。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独立于基层编户之外的 “吏户”。昊简中的“吏”不仅与其他“吏民”一起编户，而且通过 对各色吏民“假公田”数目的统计，认为在经济政治方面的权利 和义务相同．甚至还优于普通编户。同时，对于“吏”的社会地位 低于普通农民的意见提出批评，并结合吴简对其他文献中存有 歧异的资料进行驳证，认为吴、蜀亡国时所献簿籍中的‘复”数为 全国总户口数之内的吏员人数，并非另外之“吏户”。孙休永安 诏与昊简中的“吏”一脉相承，每户服役人数只是数｜冒｝变化，始终 不存在所谓的“吏户”。“吏”固然具有“特殊户口”的性质．但在 承担国家服役的责任上，与普通民众相同。迄今所知的吴简和 相关文献资料都不能证明“吏户”的存在。 高敏回应学界的批评，通过对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竹简・壹》，坚持认为《嘉禾吏民田家莉》中的“复民”不是简牍整 理者即批评者（王紊等）所言的“复”即复除、优复，也不包括免除 租赋、徭役之民，再次确信“复民”非优复之民的简称。还认为， 吴简中的“复田”应理解为“复民之田”，决不是文献中屡次出现 的“复田”概念。同时指出了简牍整理者对于“复田”的误解。另 外还指出，“复民”亦非“复客”。两者之别同“民”、“客”之别类似。 高敏还通过纵向考察。认为赐爵制度萌生于春秋战国之 际，秦孝公时期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固定化，遂为秦汉定制。 至于东汉末期是否废止，不得而知。昊简中的信息透露出，赐爵 制度在三国时期仍有遗留，长沙郡临湘侯国境内大量存在拥有 “公乘”爵的民户。孙昊时期不仅在临湘国境内实行“赐民爵”的 ・ 】５７ ・